内容提要
　　我所知道的邹富明先生（代序）

贺益明

对于邹富明先生，我是既陌生又熟悉的。说陌生，是与他零距离交流甚少，还是本世纪初年，他在揭阳办画展时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他那痴迷于艺术的谦和的文人形象一直保留在我记忆里；说熟悉，近年因工作关系同他的家人都混熟了，出入他的住所，虽已无法与他交流和沟通了，但却亲身接触了他的许多书画作品，参阅了关于他的若干文字资料，同他的家人谈起了他的许多往事。现在的他，眼神依然清朗，面容依然俊穆，我仿佛已能读懂他脸上隐藏的那部个人史。
邹富明，字木舟，号三馀，193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县五经富大寮村（现属揭西县）。这里虽偏僻，却山清水秀，有一种静穆中的繁盛；这里虽不算富足，却历来尊儒尚德，代代有才俊如凤凰破壳高飞于海内外。邹富明后来作画的题款，信手拈来，总难免拿家乡说事，诸如“风潇潇，思悠悠，乡梦几时休，记得少牧北山上，斗笠西溪下钓钩，乐了多少秋”，“少时捕虾冒风雨，如今笔底梦波涛”，“飘泊萍踪数十载，人到晚年倍思家，借来残墨与秃笔，儿时往事可重夸”……沐浴着淳朴的乡风，他成长，乡之烙印，一直融入他后期的艺术创作成果之中。他是一个敏感而多情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善于摄取各种滋养的艺术家。
邹富明在家乡读完小学之后，便走出山乡，上揭阳一中读书。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其绘画和书法的艺术天赋，在读书期间便有了展露。1960年，酷爱艺术的邹富明却考上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5年到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工作，绘画和书法便被排在业馀的位置。于是，他起了“三馀堂主”的别号。三馀者，工馀、饭馀、睡馀也。他以此“三馀”时间孜孜矻矻地追求书画艺术，并广涉诗词歌赋，于民俗学、谱牒学、历史考古、收藏鉴赏，杂七杂八，也都有兴趣，久而久之，造诣也就出来了，到后来，“艺术家”邹富明名副其实了。
说起来还要感谢那场“文化大革命”。邹富明毕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文革”狂潮陡起，起初，他也戴上了“造反派”袖章，还成为一个小头目，但不久，就因他对“走资派”的“温情”和“保皇派”态度，被“造反派”以革命的名义扫到局外，任他当了逍遥派。在全国放不稳一张课桌的动乱中，他倒偷偷地安下了一张画桌。后来他在一幅画竹石的画中，题款照录了乾隆十八年李方膺的诗：“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我想，这是他当年心情的写照。他沉浸在艺术创造的愉悦中。他穿越时空，家乡山溪捕虾的情景与纸上的游虾对接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一众大师在红卫兵那里受到口诛笔伐，他却与他们精神会餐了；隽秀的山水，灵动的花鸟，鲜活的色彩，新颖的构图，搭成一个一个阶梯，他摸索着，登临着，向无限风光的峰峦攀越！他于是心驰神醉！
邹富明家乡揭阳本是国画之乡，在那里，国画大行其道，丹青妙手代不乏人，追求者甚众；那里的画风，受海派影响，重笔墨，讲格调，推崇写意，古朴飘逸，形成了一个与岭南画派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岭东画派。邹富明自幼耳濡目染，感受犹深。对岭东画风的感性认识成了他的艺术底色。而在京城，他又有机会接触了许多画界大家，受益良多，加上固有的文学修养，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于是，在他的笔下，墨荷娇娆，蜂蝶翩然，松柏挺秀，山峦俊逸，鱼跃江海，虾戏山溪……而且，他朝着“文人画”的路子走下去，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和自己的风格。他的绘画注重品位内涵，讲究笔墨情趣，色彩明朗，格调清新，远媚俗，弃油滑，重写意，求高古。他既追求文人画的风骨，又一反那种愤世嫉俗的清高和孤傲，画中透出光明祥和的暖意。这是与他热爱生活、深入生活、由生活决定题材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他的虾，形、质、态都有齐白石的笔意，加上他在其中寄意的乡情和童趣，让人觉得纸亦江海，牵风带云。在北京的时候，他除了喜欢画虾，还画松竹梅，画山楂，画柿子，画山水……到了深圳之后，开辟了新的生活，不断写生，进一步拓宽了视野，除了保留原有这些题材，又投入了许多感情和精力画南方的风物，例如荔枝和深圳的市花簕杜鹃等。一幅《又见南山荔枝红》，就取材于他工作、生活的深圳南山，画中粗壮遒劲的枝干，深青的绿叶，鲜红欲滴、累累欲坠的荔枝果实，点缀以一二虫蛾，色彩斑斓，构图大气磅礴，意境深邃幽远，画面美得有富贵气，乍一看就令人眼睛一亮，成了他后来的代表作之一。邹富明画荔枝，是有独特心得的，他在一幅荔枝图的题款中写道：“自八大数百年来，我国画家多爱画荔（枝），近代之吴昌硕、齐白石均莫能外，然北国、江南见之者鲜，红果墨叶过于写意，阳春白雪，庶民未尽识也。余画之荔枝，叶取诸吴、齐，果实以糯米糍为师。”邹富明认为，荔枝是不能千篇一律红果墨叶地画的，因为它品种很多，要画出特色和差别，唯有深入生活。他画的荔枝，是那种在南方叫“糯米糍”的品种。他着色特别讲究，写真而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接了地气的，自然要比一味“写意”生动得多。
有麝自有香，不用大风扬。1993年，他参加由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率领的中国书画名家考察团到东南亚进行艺术活动，一幅《唐人诗意》获国际铜奖，并获得中国知名艺术家、世界铜奖艺术家称号；在台湾、日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时，作品被藏家扫购一空，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捧；《唐人诗意》、《南山荔枝颂》、《游虾图》等作品，更是博得好评如潮。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赏家苏庚春先生对他的画这样评价：“既不同于赵之谦、吴昌硕，又异于齐白石，标新立异，独创一格。”
邹富明性格宽和，谦逊儒雅，有许多朋友。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同志的友谊。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俩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十年之久，而且在同一个宿舍度过了三个春秋。众所周知，****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对于书画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室友有过许多切磋，往往，邹富明画好一幅画，****就会为之挥毫题款，兴致一来，还会再写上一二幅书法作品。这两个属虎的人，虽相差12岁，却是真正的忘年之交。1987年，****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邹富明去拜访他，临要走了，惜别依依，****题赠了李白的一首诗给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足见其情深意长。****一到深圳，不管如何地忙，都要找“小邹子”叙叙旧。后来，****成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视察深圳的时候，邹富明心境平和，对这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老朋友，没想过去打扰他，却不想****连夜派人找到他，故人一叙，相见甚欢。邹富明是一个酷爱艺术和淡泊名利的人。他画虾有一首经常用的题款诗：“稀里糊涂结墨缘，把笔当歌唱大千，乌纱与我本无份，养鱼育虾作半仙”。说“乌纱”与他无份，显然言过其实，只是他一心要作“半仙”，即使****面对他也只好说：人各有志！（见邹少怀博客）
邹富明说：“到蛇口以后，我才真正开始搞艺术工作”。的确，作为“三馀堂主”的邹富明，真正做文化工作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北京调到深圳之后才开始的。那时，他担任蛇口工业区文化公司总经理。昔日蛇口，荒天茫海，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渔港，原住民只有寥寥几百，特区建设者们是在荒滩上画工业化和城市化蓝图的，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梦想。初期，到蛇口的文化人不多，当荒滩上搭起一片脚手架的时候，邹富明却在头脑里搭起了文化的脚手架，他开始高调地做文化拓荒工作。他本质上属于文化人，虽然画事仍系于“三馀”，却自觉担负起了一种责任——建设和发展蛇口文化的责任。他先是对蛇口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与姚平芳合撰了《蛇口古今情》一书。此书在通俗化的包装下面，却是严谨的历史文化内涵，至今仍是人们了解蛇口的首选参考读物。洋洋数万言的论文《广东人民为什么怀念宋少帝》，是他发掘和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又一成果。在完成了理论准备之后，他便积极投身于对蛇口历史文化景观的修复和建设。
1979年，邹富明对赤湾港一带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连日踏勘。一天，他在小南山一个山坡的荆棘林莽中发现一个烽火台和古代驻军的武备设施遗址，后来经考证，这便是历史上的赤湾炮台，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1839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布防珠江口时，曾重修赤湾炮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伶仃洋、穿鼻洋大败英军，左右两炮台发挥了巨大作用。邹富明据此向深圳市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建议修复左炮台。1985年，在林则徐诞辰200周年的时候，邹富明主持修复了赤湾古炮台。他亲自参与了林则徐铜像的设计，延请并协助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工作。后来，在赤湾左炮台旧址，一尊高3.2米，重1.8吨的林则徐铜像巍然矗立。今天，赤湾炮台是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登上赤湾炮台，繁茂的林木，森然的工事，绿锈斑驳的古炮，构成一个沉重而肃穆的主题。顺着林则徐塑像深邃而威严的眼光向大海望去，但见现代海港色彩斑斓，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时间和空间的叠印，历史和现实交错，难免令人思绪翩飞，百感交集。
1983年，深圳赤湾深水港破土动工，在修建赤湾公路时发现了宋帝昺的陵墓。其实这处墓葬在1963年就为当地驻军发现，但当时并未在意，未引起重视，后又被划为军事区域，更是人迹罕至。是深圳特区建设者们于披荆斩棘的开拓中同时斩获了文化。从碑文看，该墓最近一次修筑是1911年，修筑者为定居香港的赵氏子孙。发现宋帝昺墓在当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掀起了不小的文化波澜，深圳市政府对此很是重视，决定重修宋少帝陵园。邹富明此时任蛇口旅游公司总经理，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成为了陵园建设的总设计师兼项目总负责人。他为此奔走呼号，写文章，筹经费，开研讨会，延请了赵朴初、商承祚、秦咢生等专家、学者参与了陵墓的策划和设计，并亲自设计了陆秀夫负帝蹈海的雕塑。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以邹富明任总经理的旅游总公司捐出了10万元建设陵园。现在“宋少帝陵”是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我们来此凭吊古人，伤怀那段凄怆的历史，也许还会嫌陵墓的气象和雕塑等的布置都不尽如人意，但特区建设初期，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美好的条件，邹富明等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确是尽力了。所以，在陵园落成的时候，赵朴初先生对邹富明深情地说：我代表全国姓赵的子孙感谢你！（见邹少怀博客）
1989年，蛇口工业区的领导意欲为蛇口立一尊大型雕塑。邹富明当时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对文化建设，他当仁不让，废寝忘餐地投入了工作。其时，深圳特区成立已10年，什么样的题材能表现蛇口的人文精神？他们决定向全国征稿。不久，25件应征作品从全国各地“飞”来。这25件作品中有不少是上乘之作，对于当时的蛇口领导层，挑选谁、舍弃谁都委决不下，最后决定由蛇口工业区职工投票公决。结果，《女娲补天》中选。《女娲补天》这个雕塑作品由著名雕塑家傅天仇、曹春生创作，仍由唐大禧主持雕塑。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邹富明为《女娲补天》所作的幕后工作是很多、很大的。“补天”对于特区人来说，就是“改革”，可谓寓意深邃，邹富明从内心喜欢这个作品。蛇口有“九头蛇精”在此修炼成仙的传说，女娲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神，也是爱与创造和奉献精神的化身。蛇口工业区敢为天下先，勇闯“禁区”，发扬光大了女娲补天的精神，“女娲补天”成为蛇口人的精神标竿。大型石雕“女娲补天”高18米，用仿汉白玉砌塑。这尊雕塑，是蛇口海上世界的一处有名的景观。
作为蛇口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邹富明自然会在那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邹富明的书法工行草，笔力老辣，苍古飘逸，穿挿有度，很见功力。他为四海公园、龙华公园等公共场所题名；为一些大公司、大企业留墨；积极擘划和参与海滨公园海生物动物雕塑群和蛇口兵马俑展览馆的建设；他是蛇口首届书法、绘画、摄影大赛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不断地为蛇口书画家中秋联欢笔会、蛇口工业区建区十周年庆典等文化艺术活动奔忙……还有****为“海上世界”的题字，也与邹富明有那么一点关系。1984年1月26日，在深圳视察的****同志来到蛇口“海上世界”，有关负责同志想请他老人家题写“海上世界”四个字，却事先未准备文房四宝，很是着急。但大家同时想到一个人：邹富明！此时，邹富明正好出差在外，如果他在，这些事根本不是问题。不过最后还是在邹富明办公室找到了砚台和毛笔。历史永久铭记这一刻：****用邹富明的毛笔和砚池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四个大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邹富明是一个有博大爱心的人，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他对家乡的美好感情，不但倾注在他的书画作品里，表现在他画作的题款里，而且熔铸在几十年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点点滴滴的贡献中。在计划经济时期，他在国家机械工业部工作，家乡一些工业项目的立项、上马，一些特殊物资的供需，只要政策许可，他都为之奔走联系。他那狭窄的住室，往往成了家乡人的接待站。家乡的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去北京办事，经常打一张地铺，睡在他小小的客厅里，甚或同他抵足而眠。上世纪七十年代，揭阳县生产的一款葵花牌手表，每块只卖30元，却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当时的揭阳，谁的手腕上戴有一块葵花牌手表，几乎等于戴上了一个光环。但戴手表的人大多不知道，这个手表厂落户揭阳，邹富明功不可没。而在家乡，类似这样的与邹富明有关系的“厂”，可不止一个。
邹富明自从到深圳蛇口工作之后，与家乡的联系更加紧密。他多次回家乡办画展，向家乡赠书，捐资为家乡办公益事业，关注家乡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1993年那趟东南亚之行，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见到了祖籍揭西的当地侨领、实业家邹顺达先生。老乡相见，谈得海阔天空。但邹富明是带着一桩更大的心愿而来的。邹富明真诚地鼓励和邀请邹顺达先生回乡投资，支持家乡的建设。回乡投资什么呢？两个老乡一时难免陷入“坐而论道”之中。但文化人邹富明想到的首先还是文化旅游项目。他说，揭西的大洋是个好地方，有珍贵的自然风景资源，是一个避暑胜地，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英、美、法、德的传教士和商人在那里建别墅，那里适于建一个高山风景旅游区。这就是今天揭西大洋旅游度假村的缘起。
从1994年起，邹顺达先生先后投入10亿元，打造了被誉为“中国云顶”的著名大洋风景区。在建设中，邹富明出谋划策，积极辅助，劳心劳力。一次，为了在大洋山崖上布下几个字，他不顾年事已高，爬上高高的崖壁，实地策划，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一不小心，从高处摔了下来，伤了脑。从此，他的脑子便慢慢地不好使，到后来，竟至失去了思考和意识，让人们感到巨大的惋惜和遗憾。
那时，作为艺术家的邹富明仍属年富力强，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都在向顶峰状态冲刺，他的作品，在书画界正在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期待着和预言着，邹富明另一个艺术创作的全盛时期正在到来，一个艺术大家在地平线上卓然矗立的日子不远。想不到的是，兢兢业业登顶的邹富明却遭受命运之神的猝然一击。
邹富明先生夫人曾好英女士以及他的子女，知道邹富明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将他的书画作品捐给家乡作永久性收藏。2011年6月，曾好英经与子女商议，决定将邹富明创作的部分书画作品和一些书画收藏品捐赠给了揭阳市人民政府。当年9月30日，揭阳市政府举行盛大的邹富明书画作品捐赠仪式，这批作品，将永久藏于正在建设中的揭阳岭东美术馆。
邹富明先生一辈子追求艺术，但他一生不为身外的名利，只为心中的艺术，他的作品很多是画完就送人，大部分藏于自己的书斋，他的成就，并不为很多人特别是艺术圈子以外的人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邹富明的“粉丝”越来越多了，他在市场流传的不多的作品，声望日隆（从互联网上查邹富明作品的拍卖成交价，有的突破了100万元），这恐怕是邹富明先生未曾想到的。
今天，《邹富明书画选》一书得以出版发行，这不但是邹富明家人的愿望，也是许多朋友的期待。多年以前，****就为“邹富明书画选”题写了书名，可见更是邹富明自己的心愿。不知今天邹富明先生的意识几何？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是否亦有欢忭的心潮？我愿相信，世间的奇迹是时有发生的，庶几邹富明先生有清醒过来的一天，那时，我们当会有异样的惊喜！
2013年5月



邹富明先生的长子邹少怀的博客，有几篇是写他父亲邹富明的，读这些文章能加深对邹富明先生以及有关事件的了解，也是本书“代序”所述某些事件的注脚。征得作者同意，对原文作了一些删改，选登若干篇，以辅前言。
——编者




邹富明长子邹少怀博客选辑


父亲是深圳特区的第一位建设者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归属惠阳地区。深圳市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县级市，而深圳招商局是一个副省级单位。深圳市委市政府临时设在原宝安县委新园招待所第一栋和第二栋，将第三栋扩建为二十多层的大楼，改名为新园宾馆，承担对外接待服务。第四栋为招商局工业区筹委会。为了工业区的选址，招商局总经理江波和经理许智明带队跑遍了整个大鹏湾和深圳湾。大鹏湾虽是天然的深水港，旅游资源丰富，建港口成本要比其他地方低，但在蛇口半岛建立工业区从陆路交通上来说要比大鹏湾优越，最后决定选址在蛇口半岛。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设在深圳湾第五湾。至此，新园招待所第四栋便改为蛇口工业区驻深圳办事处。
1979年5月份我到深圳，也是临时住在新园招待所的第四栋。晚上散步时走到第二栋，有人跟我说哪里住的是市委书记，哪里住的是市长，不久，我很快就认识了深圳市的领导班子成员。那时，常驻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副总指挥许智明同志。指挥部的办公室没有主任，只有副主任陈金星和我父亲邹富明。陈金星分管港口工业区城市规划与建设，父亲分管宣传科和接待科。除了指挥部和办公室以外，还设立了人事科，航道科，供电与供水科。当时许智明、陈金星和我父亲，是蛇口工业区建设的三头“老黄牛”，陈金星和我父亲搭档可谓是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当时，从蛇口老街公共汽车站到深圳公共汽车站的里程标示38公里，道路坑坑洼洼。那时深圳有两大“名产”，叫做“深圳的蚊子”“蛇口的苍蝇”。深圳树林茂密，河涌纵横，沼泽也多，所以蚊子也多。蛇口老街是一个渔港，渔民们从大海打捞上来卖不完的鱼全部晾在晒鱼场及其周边空地，腥臭气熏天，引来成群的苍蝇。
上级派来深圳市工作的干部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干部的户口和组织关系都留在原单位，只有父亲邹富明是一个例外，他把个人的组织关系和户口都迁到深圳市，并且向组织表示：一定要为深圳特区的建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他原来在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工作，那时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是****同志。****同志和同事们对父亲说：“你把组织关系和户口暂时留在北京，以借用干部的名义去参加深圳建设，这样对于你个人会灵活机动一些。”但我父亲还是执意把户口和工作关系都迁到了深圳。
请看当时深圳市公安局签发的户口本和户口迁入日期。（此处删去博客的户口薄扫描图像）“何时由何地迁来”填的是“79.9.13北京市调入”。其实父亲1979年3月就已经离开北京到深圳市工作了，由于调动手续繁琐，延迟了半年才入户。我父亲还问派出所为什么不写明北京的调出单位名称，派出所的同志说：上级有规定，特殊单位入户的要对其单位保密，你不必担心，上级部门的档案里有你原单位的资料。
1970年4月，中央决定将第八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年冬，****伯伯调入第一机械部外事局任援外处处长。父亲起先在第八机械工业部工作，合并后，被分配到援外处，开始与江伯伯一起共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提起江伯伯，很崇拜他。江伯伯与父亲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都是与家属分居的，江伯伯的家属在上海，我家在广东。江伯伯和父亲只能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后，就一起散步。在父亲印象中，江伯伯知识广博，国学修养深厚。江伯伯对篆刻也情有独钟。有次江伯伯跟父亲开玩笑说：“小邹，等我们老了以后，我卖字和刻章，你卖画，我们俩开个店吧！”
1979年，父亲在北京生活也有二十多年了，可家在广东，父母、妻儿及弟、妹都在广东，思乡心切，就想调回广东。父亲向江伯伯提出申请，江伯伯听后很生气，说：“是不是外事局不好？领导对你不好？”然后又谈了很久，一再挽留，但父亲还是执意要回广东。最后，江伯伯只好答应了父亲的请求，同意父亲调到广东省深圳市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当时，父亲在蛇口工业区办公室任副主任，分管宣传科及接待科的工作。
就在1979年的秋天，父亲和江伯伯别后重逢，倍感亲切。当时工业区的很多工作都要请示北京，所以父亲往北京跑的次数也多。每次去北京，他的第一个落脚点都是找江伯伯。他俩在一起，谈天说地，亲密无间。
据父亲回忆，1985年，江伯伯受命到上海当市长。江伯伯笑称这是个总务科的“总管”，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任之前，他仍担负着部长的职责，但他已开始考虑上海了。他打扮成退休工人，在上海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那些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他揪心，他决心让它们旧貌换新颜。
经过对上海的调查研究，江伯伯向中央提出振兴老上海的一揽子计划：把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开发浦东，引进国际融资方式，等等。当时的上海市每年上缴国家财政占全国财政近四分之一。江伯伯向中央提议：上海不要中央一分钱，只希望中央批准上海市上缴给国家财政的钱能减免一部分，同时还申请给予上海市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江伯伯的提议，得到中央的支持。
父亲去上海出差，想顺便去看看江伯伯，于是他跟老领导通了电话。江伯伯说，那我叫绵康去接你吧。父亲下飞机后，在接机口见到了绵康。绵康帮我父亲拎着行李，往公共汽车站走去，然后带着父亲坐公交车回家。照想，江伯伯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完全可以让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接父亲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让他的小儿子来接，然后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江伯伯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父亲对国画艺术、书法艺术很痴迷，每当跟江伯伯在一起时，他都喜欢拿些自己创作的作品给江伯伯看。江伯伯对国画、书法艺术也是个行家，经常会在父亲的国画书法上点评及题词，还会把他自己的书法作品送给我父亲。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富明同志雅正，****题，丁卯初秋。” 这是1987年的9月，父亲应江伯伯的邀请到上海会面。当时，江伯伯拉着父亲的手说：“小邹，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之前在外事局我们共事多年，现在我以老领导的身份，挽留你，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一起帮我发展上海。”父亲面露难色，支支吾吾。江伯伯看出了父亲的想法，知道父亲心系家庭，心系深圳，更离不开心爱的艺术。于是，江伯伯笑道：“算了，小邹，我知道你离不开艺术，人各有志。我只能题字给你，表达我的心情。”这就是上面那幅题字的由来。父亲经常会跟我们说，他和江伯伯的情谊，犹如孟浩然与李白间的情谊。
父亲平生只坐过一次江伯伯的红旗牌轿车。红旗牌汽车的历史始于1958年。1958年7月28日，一辆红旗牌载重汽车和一辆红旗牌35座客车在济南汽车配件厂正式下线。当年诞生于一汽的我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并不叫“红旗”，叫“东风”，后来一汽才将“东风”定名为“红旗”。当年的红旗牌轿车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最高档的轿车，一般要正部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配备，副部级以下的干部只能配上海牌的轿车。父亲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和母亲去北京探亲，看见红旗牌轿车从身边经过，我都会追着轿车跑，只想看看车里坐的是哪位中央首长。
据父亲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同事廖荫德叔叔回忆，父亲和他去上海看望江伯伯，想请江伯伯给画册题个书名。他和我父亲在江伯伯家等了很久，江伯伯回来后对我父亲说：“哎呀，小邹呀，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听说你要走了，所以我急忙赶回家来，帮你题书名。”江伯伯想了一会说，那就叫“邹富明书画选”吧。江伯伯做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和他对工作一样非常严谨，写“邹富明书画选”的时候，写了一张，不满意，又写，一共写了七张，然后对父亲说，“小邹，这些你都拿回去，看哪幅觉得好，你就用哪幅。”
江伯伯题完字，看看时间，怕父亲耽误上飞机，就叫他的司机送父亲和廖荫德叔叔去机场。在送我父亲到机场的路上，江伯伯的司机说：“我跟江书记开了这么多年的车，从来就没有见他用公车接送过亲戚朋友，您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的第一个江书记叫我开车接送的人。”父亲第一次坐江伯伯的红旗牌轿车，一方面感激老领导对自己的特别关爱，一方面又感慨老领导的廉洁自律。
1988年12月，江伯伯带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来深圳考察。父亲喜出望外，激动地拉着江伯伯的手，说：“老领导，我们时隔半年又重逢，真的非常高兴。”江伯伯说：“深圳毗邻香港，是中国的第一个特区，各项建设起点要高，不能沿袭传统体制。深圳的各种创新体制与创新模式，值得上海市借鉴。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有挑战，我以朋友的身份送你一句话：‘淡泊言志，宁静致远’。这就是那幅题词的来历。”父亲明白江伯伯的深沉用意，脑海中忆起诸葛亮的《诫子书》，同时感激老领导的教诲：名利需慎重对待，时刻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父亲和江伯伯共事时30出头，每当下班吃完晚饭，江伯伯都会找我父亲一块散步。在散步时，江伯伯还时不时从口袋里拿出小册子记单词，学习罗马尼亚语。后来他接手对罗马尼亚援建项目的谈判，就得益于平时的准备。后来父亲一提到江伯伯，就竖起大拇指，复述江伯伯的话：“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2009年的一天，家里的电话响了，母亲接通电话，对方很亲切地说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要我父亲接电话，还说江伯伯想和我父亲说说话。母亲说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电话另一边的工作人员说，请好好照顾邹老，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后来我回到家，母亲告诉我这事，我一开始还不太相信，就说，现在电话诈骗这么多，别信。直到有一天，我给在北京的毕克峰伯伯打电话时，毕伯伯问我，你江伯伯有没有打电话到你家？我说听母亲讲过，当时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毕伯伯说是江伯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他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那时我才恍然大悟。江伯伯那时虽已退下来，但还是挺忙的，还能记住当年的一些老同事，真不容易。


父亲与****伯伯在深圳的第一次重逢


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父亲接到通知，说有北京的领导到蛇口工业区调研。当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干部职工一共才46人，我陪父亲和所有的干部职工列队在工业区门口等候。北京的领导来了！忽然车门一开，车里有人大声呼唤：“小邹子！”。父亲情不自禁地应了一声“到！”赶紧冲向前去：原来北京来的领导是****伯伯！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伯伯一下车亲切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发什么愣，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我父亲说：“局长，你怎么不通知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说：“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不再担任局长了，现在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这次来你们单位搞调研。”
****伯伯仔细听取了工业区领导的汇报。晚饭后，他对我父亲说：“小邹子，到你家看看去！”我父亲想到家里没有开水，连忙到办公室提了一瓶开水，与****伯伯一块儿沿着蛇口海岸步行回家。当时蛇口工业区环境比较原始，道路不畅，从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走路到我家住的水湾头村大约要30分钟。****伯伯到了我家看到我的奶奶，连忙恭恭敬敬地说：“大妈您好！我看到您如同看见我的母亲一样，因为我的母亲身材跟你老人家一样，也是比较胖的，长得也很像，也像您这么慈祥可爱的。”然后又问我父亲，家里这么多人粮食还够吃吧？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35斤全国通用粮票，说：“孩子们都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吃饱。”
在以后的几天，****伯伯进一步了解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实地考察了蛇口港建设工地，听取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汇报。据说，****伯伯回到北京后，撰写了《办好深圳经济特区对香港回归的深远意义》的调研报告提交中央，中央领导给予高度评价，并为此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报告很有远见，充分说明了兴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当年8月26日正式成立！



父亲与****伯伯在深圳的第二次重逢


1980年秋天，****伯伯打电话给我父亲说：“小邹啊，我过几天就要到深圳来啦，你有什么事需要在北京办的吗？这次到深圳可能要多住一段时间，对深圳的有关工作做进一步的调研。”我父亲说：“代我向外事局的老同事问好，同时也恳请老局长把雕刻印章的刀带上，我买了几块好的刻石，帮我刻几个书画印章吧！”****伯伯多才多艺，他不仅精通好几国语言，而且懂音乐，会弹琴、拉二胡、写书法、刻印章，还会做木工活。据我父亲说，我家里的一个小书柜就是江伯伯打的，木料是他和我父亲两人一起捡来的包装箱木板。
在深圳的日子里，一有闲暇，两个老朋友就拉拉家常，畅谈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景。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家里的条件比1979年时要好多了。父亲说，在深圳工作工资比内地要高一点，每个月多了25元特区补助，家里也添置了17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四喇叭的录音机。****伯伯笑呵呵地说：“小邹啊，你比我还富有啊！看见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好说明当时你的选择还是对的，如果把你留在北京工作是买不起这些家电的。”父亲放了邓丽君的歌曲给****伯伯听，他听后说：“这些歌都是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善美的，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我父亲看他喜欢听就送他两盒邓丽君的磁带，当时****伯伯带去听了，离开深圳时又还给我父亲，他说：我们有纪律，不可以收下面单位的礼品。我父亲说，我跟你以前是上下级关系，但现在我们不是上下级关系，我们是兄弟般的友谊啊！****伯伯说，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工作，生活过的很美满，我就很放心了。后来****伯伯还是坚持把磁带还给了父亲。



父亲和赤湾左炮台遗址




1979年，父亲在赤湾港考察工地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他走向小南山最西边的一个山坡，在林木和乱石中发现有一个烽火台式的古建筑，烽火台下面有古代驻军的痕迹，还有弹药库。他想，会不会是林则徐修筑的工事？他记下地标，拍下照片，回到办公室，翻查了有关历史资料。资料显示：清康熙年间，清兵在此设立了一个烽火台，叫左炮台，在珠海东面珠江口的一个山坡上也设立了一个跟左炮台规模相仿的右炮台。赤湾左炮台是一个瞭望哨所和炮兵工事，警视珠江口伶仃洋上的动静，一旦发现有外国舰船的异动，烽火台马上会点起狼烟，发出炮声，接着深圳福永兵站等处也放炮点烟，一直传递到东莞虎门的作战指挥中心。当年驻守在虎门的清军将领关天培遵照林则徐的部署，早已在虎门修好了抗击外敌的防御阵地，并在虎门珠江底下打下了木桩和布下铁链，以防止敌军进犯广州。所以，赤湾左炮台和珠海右炮台当年的战略意义是重大的。之后，我父亲他们对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出一批文物，其中有陶瓷生活用品、铜钱、铜钮、砚台、象棋子等。炮台呈长方形，南北向，长26.2米，宽15.5米，高4.5米。炮台下以大石块垒砌，表面用青花瓷砖砌成，虽已历时三百余年，依旧坚固森然。围墙内有营房7间，均用三合土夯筑，除6号房较宽外，其余均长3.65米，宽2.75米，夯土墙厚0.4米。
1号房：伙房。地面上有经火烧过的石头及砖块。
2号房：兵房。有士兵使用过的青花瓷碗、杯、陶水缸破片以及铜钱和铜扣等。
3号房：兵房。发现物同2号房。
4号房：兵房。残存的土墙上还保留有架通铺木床时凿的洞眼。
5号房：官房。有二十多枚用瓦片磨成的圆形象棋子，其上墨书字迹尚依稀可辨。
6号房：神堂。房内有放置神案的小土台，发掘时在土台前边发现了一对制作精美的青花瓷灯盏，以及放供品用的莲形豆和碗碟等。此外，还发现了一方砚台，说明除作神堂外，此房还兼作公事房。
7号房：弹药库。发掘时地面上有一层厚约半尺的草木灰和石灰，估计是用来防潮的。在残存的土墙上还留有洞眼，是为架设安放弹药的棚架而凿的。由于防潮措施较好，故此房的墙壁还较为完好。
这个遗址会不会就是赤湾左炮台的问题，还有待权威部门鉴定，我父亲郑重地向蛇口招商局领导作了汇报。
当时对口负责这个工作的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同志。他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拍板表示全力支持，并任命我父亲全权负责对遗址的考证工作和由此延伸的一切工作。
经广东省考古队进一步对赤湾遗址进行研究、论证和甄别，确定了这个遗址就是当年林则徐为了抗击外来的入侵者而设立的赤湾左炮台。这样，在许智明同志的支持下，我父亲又全面负责对赤湾炮台遗址的修复工作。
据嘉庆年间王崇熙编写的《新安县志卷十二•海防略》记载：“赤湾左炮台一座，兵二十名，生铁炮六位”，可证炮台上面原有6门炮，每边3门，方向相反。后来，蛇口建设者在挖掘航道时从江底挖出了一门沉埋的大炮，把它安放在左炮台的兵营。我父亲还策划在赤湾左炮台竖立一尊林则徐的铜像，使遗址不仅仅停留在“修复”的层面，而是使之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请来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先生。他们讨论设计林则徐铜像，要求是：逼真，威严，有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唐大禧先生的作品设计费是很高的，当时价格一般都在几十万元人民币。我父亲向唐大禧先生说，蛇口工业区一共才拨款16万元让他干这个事，唐大禧先生听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难怪你把我的吃饭都安排在自己家里，那是为公家节约啊，真是敬佩！所以，唐大禧先生就对我父亲说：“报酬我不计较了，就当我送给蛇口工业区的一份礼物吧，我也算为祖国特区建设做了一点贡献。”林则徐铜像竖立起来了，塑像的基座下面有一段长城，他屹立在苍松翠柏之中，手握望远镜，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伶仃洋海面，一袭斗蓬飘起，历史的烟云成了他的背景，令人肃然起敬。




“我代表全国姓赵的后人感谢你”




宋少帝墓在深圳赤湾天后庙西约一华里的小南山麓，离海岸约200米，墓园总面积4400平方米，坐南向北，背倚小南山，面向伶仃洋。规模虽小，但十分壮观。走上山坡，有一块“拜谒石”，此为墓堂，两侧各塑一个抱鼓石和一对石狮子。陵墓中央竖立一块大石碑，全高116厘米，宽88厘米，花岗岩的墓碑正中镌刻“大宋祥庆少帝之陵”八个大字（宋帝昺年号“祥兴”，此碑作“祥庆”——编者），两旁有对联“黄裔于今延宋祀，赤湾长此筑皇陵”。墓的东侧立有一块1米宽、2米多高的泉州白石墓碑，碑文用篆体阴文，为商承祚教授所写。碑背面刻有“崖海潜龙，赤湾延帝”八个大字，为书法家秦咢生所书。在宋少帝陵入口处，有“陆秀夫负帝殉海像”的雕塑。墓的四周，修竹成林，淸簧生翠，南望伶仃洋，云水溟濛，烟波浩淼，一种钟灵毓秀之气迎人而来。说起这个陵墓，与我父亲有直接关系。
1983年，在深圳赤湾深水港建设中，因修建赤湾公路发现一处墓葬，按墓碑显示，这是宋帝昺的陵墓。我父亲闻讯，抄下碑文里面的篆文和楷书，回到办公室，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邀请了广东省考古队前来一起考证，经过半个多月的研究，最终确认这座陵墓就是宋少帝墓。这个墓是1911年香港赵氏宗亲修建的，以前，每年清明节都有人回来祭祀，1963年墓区列为军事禁区后，墓葬逐渐被人遗忘。证实了此墓确属宋帝昺坟茔之后，父亲忙碌起来，经请示领导，他负责着手对宋少帝陵园的修筑。他亲自设计了陆秀夫负帝蹈海的石雕，邀请了赵朴初、商承祚、秦咢生等名人参与其事。由于修筑陵园经费不足，父亲联系到香港的赵氏宗亲会，募集到25万港元。当时，一百元港币只兑换人民币约30元，25万港元折合人民币才七万多元，离重修陵墓所需的经费还差得远。父亲向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呈送报告，由他任总经理的蛇口旅游总公司捐资10万元，陵园终于在1986年落成。
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莅临为宋少帝昺陵墓重修落成开光。在落成典礼的晚宴上，赵朴初郑重地向父亲敬酒，说：“你为我们赵氏家族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我代表全国姓赵的子孙感谢你！”听了赵老的一番话，父亲恭恭敬敬地说：“能有赵老如此的评价，那是我一生的荣幸，但实在不敢当，我只是尽了一个文化人应尽的责任。”


父亲和****伯伯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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