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写在前面
潘嘉来

从敲击第一块石片开始，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人手的不断劳作得以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呈现出今天这样多姿多彩的景象。工业化以来的三百年，我们将太多的工作放任机器做去了，然而机器的制作毕竟过于生硬和整齐划一，当我们被这些生产线上制造的产品包围的时候，突然会发觉，生活变得缺少灵性、美感和古典的气质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四处寻访他们的祖辈们用手制作和使用过的器物。瓷片、玉佩、银簪、木器，一块木雕板、一把紫砂壶，甚至于一砖、一瓦，它们都经历过先人用手精心琢磨，保留有先人的体温，镌刻着我们民族的图腾。偶尔得之，就像珍宝一样地倍加爱惜，开在搜寻与把玩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与慰藉。
传统手工艺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玉器、丝绸、漆器、瓷器和明清家具等均为世界手工艺制品中的翘楚，在制作技艺和工艺美学诸多方面获得过极高的成就。但是，在长时期的重道不重器的儒文化氛围中，器物的制作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历代的官方典籍和正史中，对于匠人们的成就与贡献的记载极为难得一见，有也只是寥寥数语，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史籍中略为详备可供查考的，也只有《周礼·冬官考
工记》与《天工开物》数种而已。编纂这套《中国传统乎工艺文化书系》正是要与读者一同重返乡村，走近手工艺作坊，拜访手工艺传人和收藏家，聆听幕后的传奇故事。
最先用现代方法对中国传统家具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是杨耀先生。1 944年前后，杨先生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副教授以及后来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任总建筑师期间，关注和领导了对传统家具的系统研究。他先后撰写了《我国古代家具简况》、《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明式家具艺术》和《明式家具的艺术地位和风格》等论文，这些文章是中国传统家具研究的第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对研究中国传统家具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王世襄先 生。王先生从抗战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家具，1960年出版《中国古代家具——商至清前朝》，1961年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中国家具风格史》。1985年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明式家具珍赏》，该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再度关注，从而再次在国际上掀起了收藏中国古典家具的热潮。如果说杨耀先生作为建筑学家，更多地对传统家具进行了器物层面的理性研究，那么，王世襄先生则以文化人的身份拓展了中国传统家具的人文内涵。
本书由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北京金漆镶嵌厂厂长柏德元与作家潘嘉来合作完成，是业内专家与作家合作的结晶。书稿由潘嘉来执笔，文字与表述方面的错误，应由其负责。

2004年12月










引言 攻木之工在乎人道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器”说，《周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句，我们常容易将“道”与“器”对立起来，以为“道”是形而上的、观念的、高尚的，“器”是形而下的、物质的、低下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道”与“器”往往又是合二为一的，“道”总是要通过“器”来现形“见象”，或者说以“器”的形态来表达对宇宙生命的感悟与探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吟唱。简而言之：“器以载道”。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几何图形代表了远古先民自然宇宙观的萌芽——天道，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和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龙凤等神秘图案代表了原始宗教信仰——神道，那么中国传统家具则以对人本身的切实关注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悟——人道。
在明代达到顶峰的明式家具和青瓷工艺，以“器”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人道的精神。首先，在设计制作上“重返世俗生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入的需求、适用度和舒适性，尊重人的需要与感受。从当时的巧拙观同样能清楚地看出这种以人为重的价值取向，“巧为鞔，拙为鸢”。造车有利于人，做好了是巧；与人无益的制作就算能像鸢一样飞上天，也只能是拙而非巧。其次，在审美方面同样以人的趣味、好恶为准则。明式家具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贲”的美学思想。《周易·杂卦》说：“贲，无色也。”高亨先生解释说：“贲，杂色成文以为饰也。贲饰太过，则失其美，多色等于无色，故曰：‘贲，无色也。’”明式家具并不在意繁复的雕饰和附加与生活无关的装饰，而是追求材料、线条、纹理本身的挖掘与表现，追求结构的合理与使用的合意，使审美与适用互为表里，达到了“大匠不斫，大豆不具”(《淮南子》)的极高艺术境界，成为世界家具的典范，并对欧洲古典家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鬼神世界观的羁绊，在周代就提出了“德”的概念，认识到人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鬼神无关。魏晋时期人性觉醒并获得张扬，但“天地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文化主流，所以人欲并没有被无限放大，或是站到自然的对立面，无节制地去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中国文化在谈人道时，都是在“天地人”的大框架中来思考的，这与现代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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