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前 言

　　一

　　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具有的文化个性都不断地在不同程度的向大文化的共性上升，尽管这种共性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个性和地域性的消亡，而是个性和地域性得以重新凝聚和重新发现，成为与大文化共性同步的创造过程。以中国如此辽阔的版图和如此悠久的历史，形成若干个具有地域文化个性的绘画艺术风格，应该有着足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小桥流水、春雨杏花的江南，毕竟不同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北国。董其昌的“南北宗”，不管他是为了“扬南抑北”还是体现“如鸟双翼”，他所描述的南宗“裁拘淳秀，出韵幽淡”，北宗“风骨奇峭，挥扫燥硬”，在当时应是准确的概括。但是，董其昌的“南北宗”就其更深层的内涵而言，或许还不仅仅是“南北分宗”，而是作为继承“六法论”和“逸品论”之后的中国绘画进入自律化和个性化，在绘画中实现自我的新的艺术思维。它其实并非以整理历史为指归，而是立足于当下，指向于未来，并且为超越传统、超越自我从理论的高度提供了新的艺术发展空间。从这一高度出发来观照“南北论”，也许就不是“南北分宗”，而是“南北归宗”了。这也就是我们这本画册从学术层面想要做的一次探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的特质和神韵，只有在那方水土所培育和熏陶的人身上才最能显现出来。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和生态意象，更与那个地域的文化相互映照，融为一体，成为稳固永久的文化背后令人感动的姿态、表情和乡音。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如何应合时代精神，摆脱传统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寻求符合当代艺术和审美的新的价值取向；通过作品抒写心灵，创发心源，体现艺术的本质，实现自我价值意义，则是更重要也是更本质的。对此似乎并无地域性差别。无论东西南北中，不分哪个地域的艺术家，这都是他们所应并存共在的奋斗目标。

　　由此，就要求艺术家们用一种对生命的注视方式，去接近、捕捉和发现被内心体验到的纯意识世界中最本质的所在。所谓艺术的本质，是回到目光所及之处，也即回到视觉主体和视觉对象，回到自然的本质，而视觉的焦点则应始终指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并不是客体的再现，而是主观的表现；不但是“在者”，而且是“存在”。它是一个被内心体验过的世界，同时又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部世界。

　　艺术使人类拥有梦想的权力，而艺术家便是一批寻梦和造梦的人。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用他们变幻无穷的光影和色彩，为我们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梦。这些梦自然也会带有个人和地域的印记，时代和岁月的留痕，这里面有崇山峻岭也有莺飞草长，有黄钟大吕也有浅吟低唱，但却无不使人感到美的震颤。这些梦所营造的斑斓奇瑰的境界，不惟是艺术家自身生命情态的记述，更应无一例外地成为回归艺术本源的物化。这或许就是所谓“南北归宗”的深层意味。

　　二
　
　　在这本画册里出现的画家，他们分别生活在南方或北方，有着各自相异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艺术追求的主体性和艺术精神的内向度却十分相似，将他们的作品放置在同一本画册里，或可从他们各自个性化的角度，来阐释“南北归宗”的意义。

　　丁立人，浙江台州人，长期生活在上海，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画家。他对西方后印象派、野兽派的风格特征有着一流的洞悉和把握，在他的作品中借鉴吸纳了这种风格特征，注重夸张变形、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明显的笔触感；而且又融入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诸多元素，在观念上强调主观感受和内视心象，在形式上追求质扑、稚拙、率真的童趣。东西方艺术在他的作品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得到了从形式到审美的和谐统一，而其核心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内涵。

　　王劼音，原籍江苏昆山，地地道道的上海画家，一位“用自然来表达诗人的梦幻”的画家。作品中朴实的笔触和朦胧的色块，似有若无的物象，显得自由飘忽、虚昧空灵。这是他主体意识和精神感情的呈现，是主体与客体的契合融汇，由此达到中国古典美学中不可言诠的“无象之象”，即生命本体。他的作品，是一种从内心流泻而出的诗性的、情感审美的迹化，诗的意境渗透在他的作品之中，以其自然的、不假修饰的美感，展现一个生动深邃、显现出生命律动的诗性世界。他从不刻意去摹仿再现客体物象，而是徘徊在“形意”之间，而最终总是落在“意”上。画面上色调的和谐与色彩的对比已迥异于大自然，但却强化了大自然的节奏和生态对人的心理影响，而构图的奇崛险峻更使意境得以提升。

　　杨紫见，出生在北方天津，但长期生活在南方上海。她的画是押韵的。看她的画，就像是在读一首首骈俪排偶、顿挫平仄的小诗，似乎能朗朗上口，读出节奏和音韵。她的画形态各异，却分明都是用一串串音符和韵脚构成的和声的复调，使和谐成为可能。它们在观者心中产生回声，激起人们反复吟诵的欲望。丢勒说：“艺术深藏在自然中。”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大自然”，也是“如其本然”。是“大自然”的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也是“如其本然”的自然而然，从心所欲。既然画是“自然涌现”的，那么画画必然成为她的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

　　王彤，辽宁大连人，长期旅居瑞典。他以一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领悟和置身北欧表现主义艺术沃土的特殊身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作为内核，同时采汲了西方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凭借特定的绘画语言，建构自身独创的艺术符号，“观物取象”，将心象具化、物化成为图式，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转换。他的作品以一种近乎立体主义的分解结构，表现主义的格局，架构出具有极大张力和韵律的画面，显现出蓬勃生机。他擅长以类似抽象表现主义的线条和分置组合的手法，呈现出一种中国式写意的独特风格。

　　王伊楚，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画家。看她的作品，能感受到她来自智慧、生命本身的视觉触角和绘画语言的“原色”，感受到她所体验的视觉愉悦，并且获得那份轻松。她的作品在简洁的构成之中具有更多虚实两境的空间，达到了形式和内涵的谐调统一，对于画面的结构与色彩语言的精到把握。淡雅素净，意境空灵，无不充盈着清丽婉约的意境。这些作品的画面构成并不复杂，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意境指归，却蕴藉着含蓄细腻的情怀，能调动起观者的审美意趣，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充分显示出作品所具有的女性特质。

　　赵弘君，辽宁丹东人，现居上海。他对大自然有着独特的感悟。在他眼里的大自然似乎是某种生命的存在，而他把自己则当作是某种自然的化身。他笔下的风景又与他特有的油画形式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他所具有的朴素的个性对他的潜意识的影响。他笔下的景物似乎都笼罩在模糊的轮廓和朦胧的光影里，这是他为他的大自然戴上的“面具”。因为这些面具，景物便离开了自身，也由此阻断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思维定势，展现出一个扑朔迷离的全新世界。

　　姜超，辽宁丹东人，现居上海。他的作品，是一种似写生而非写生、似写实而非写实的意象性创作。在他的画面上，没有为制作肌理刻意为之的堆砌，也没有为强调局部反复刻画的痕迹，有的则是出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和率性挥洒。他偏爱类似青花瓷画的色彩和构成，令人感到绰约有致的空间，显得更为纯净和抒情。这是一种在用色上复杂的简约、丰富的单纯。称得上是一种不露追求痕迹的追求，即使从技巧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显功力的。
　
　　三

　　这本画册里的作品，大都以大自然或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为主要表现对象，成为画册的一个特色。造化的丰富性是无限的，它永远为艺术家提供新鲜的感受去创造新的表现形式；艺术家则用自已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物象，用自己的个性去体验和创造，因此艺术家的艺术个性也是无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所产生的个性感情与绘画语言的关系，并且由此形成的既追求质朴无华，又尽显真淳之情的艺术风格，又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有着深远的源渊可以追溯。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和血脉。

　　艺术一旦与自然相遇，就被体现出一种精神的境界；艺术所表现出的精神，更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说：“艺术比哲学、宗教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至跳舞，来同物化作斗争。唯有艺术有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艺术界。”可见，艺术并不只是一种视觉的样式和技巧的表达，而更是人与自然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是人与自然同一体的反映。艺术，使艺术家与大自然产生感应、遇合和交流，也使大自然不断“人化”，不断进入艺术家主体心灵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所以培根说：“艺术是人与自然的相乘”。所谓“相乘”而不是“相加”，是因为艺术家与大自然的遇合和沟通所产生的不是叠合而是质的升华，是艺术家的心灵世界与客体世界亲密接触后的有机化合，同时意味着大自然已被变换成了艺术形式，而艺术家也被艺术带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寻找到了通过自己的的审美创造所建构的“精神家园”。这是否也是对“南北归宗”主题的另一种理解呢？

　　如今的艺术家，正置身于一个自由开放、多元并置、空前活跃的时代。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的年作月。人们面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种种现代、后现代艺术事端，早已见怪不怪、漠然处之。不过在热闹之余，又每每会发出由衷的感慨：当下的画坛，似乎什么都有，唯独缺少的，是那种恪守理想、特立独行，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在我的眼里，收入这本画册的，便是属于这类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充分印证了自己对艺术的真诚挚爱，表现出一种沉潜入定的心态，在这本画册中或许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这样的作品。

　　龚云表

　　2009年作6月于上海（文章来源：《双城记---南北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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