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已有面世的史料加以考证，连同未澄清甚至残缺的历史线索的搜集，这本画册仍然不能全面而不遗漏、准确而不模糊地录入自古到今中
国山水画家登游和描绘武夷山水的真实历史。我们为之努力的目的，只向世人提供并确证这样一个事实，1999年深秋，武夷山列入世界双
遗产名录，在此之前，它就已在绵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历代无数丹青大家所青睐。尽管它已远离今人所谓的文化中心地带，后世诸多
学人并未将其纳入关注视野；尽管远逝的历史遗迹是如此零碎和隐晦，今天的史论家大都不太在意“边缘”文史与地方典志。但是，武夷
山水历经千百年光阴岁月，中国历代画家游历此境的行迹和产生的画作，终究构成了今世今人不能无视的一段重要的绘画历史章节
一
中国山水文化博大而精深。任何一处高山流水都可吸引有识之士驻足，勾起联想、引发思绪并产生情感——这不论是名山大川，或是
无名山水。山水是客体，更是重要载体。中国山水画迹丰富而繁杂，历史上无数善丹青者远离家中书斋，登山临水采风，寄宿客居作画，
即便半日，抑或数载——这无论是已有见诸史料的记载，或是未被发现抑或不被注意的史迹——历代山水画家的行迹及画作岂能为后世一
一获知？同样，中国美术史悠远而渊厚。它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门类流派史和画家个人史，但是，它是否还应包括地域美术史？缺失
对地域美术现象和历史的研究，缺失对幅员广大的全国众多地域、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冷寂”的边缘地域美术史迹的研究，仅以一条主线
、分门别类、几大板块、流派传承、代表人物这个框架模式，中国美术历史状态的展现显然还不够生动、不够完整、也不够真实。
地域文史资料生动而珍贵，它存有细微甚至鲜知的历史信息，在绵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有幸存留，见证了此地曾经发生过的人物事件
。它也许和国家通史之间有着必然的、由此及彼的牵连。正是这种有着千丝万缕内在勾连的、经过抽丝剥茧可还其本相的历史踪迹，能够
进一步补充、丰富和确证历史。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探索文化史》一书中说道：“我知道要回答这些问题决非易事，但我强烈地
感到，正是这类细致入微的设问将取代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的一般性概括。”地域美术史迹大量地存在于地域文史之中，对其细致入
微的研究乃至“设问”，或许真能“取代一般性的概括”，甚至是取代许多已有的盲目、简单和武断的定论。
十年前，笔者在画事之余，曾投以精力研究福建闽北历代绘画史迹，虽已完成书稿并有数篇拙文见教于国内同行，却甚感如陷入历史
沼泽而欲罢不能。因为，闽北文史渊厚，如雪泥鸿爪的闽北美术史迹仍在地方文史、历代诸多画论、历代画家作品题跋和域内外典籍中不
断显现。这些散落和鲜见的、为现有美术通史、断代史和画家个人史所罕记或不具的绘画历史遗迹，却能聚沙成堆，汇集成篇，这当然不
是对已有美术史料进行的浮表采集和简单汇总所能完成的。
我们常常看到，依赖前人的研究和定论，借助一般美术通史，翻翻古代美术家词典，做些浅表的抄录整理，以此服务和补充地域文化
历史并使其丰富，是地方文史专家的常规工作。这种做法，甚至也成为艺术机构某些“专家”的、为外行人所不知情的“专业研究”。地
域美术史迹不被关注甚至被漠视的另一症结，也许缘自古今一些业内人士文化视野有限或精力有限，缘自对中国历史内存丰富多样的地域
文史不甚了解或不能全面了解，更缘于身处所谓“文化中心区域”养成的盲目自大和井蛙看天的文化心理。久居一地，悄然产生的“此地
便是中心”的文化错觉，使思维和视野的半径缩减，使文化历史考量的疆域受限，身处“江南”和京城的文人多有不能免除此症者。
今天，我们可以这么直言，汉族文明并不能取代、更不能统称为中华文明；某一地区的文化并不可以代表并涵盖为“全国”的文化；
对“优越”的“中心地域”的美术史研究，不能表明已把握并通晓全国各地的美术历史，这正如对南宋时期的浙江和杭州的美术史研究，
不能扩称为“南宋美术史”一般。
二
诚然，从整体上看，全国各地区在历史断代中就存在文化差异，存在先进落后之别。比如清朝，闽北衰落于闽南，福建落后于长江中
下游地区，但彼此有不同的文化表现与特质。但在宋代，闽北文化鼎盛，显然优于闽南，也胜过江淮之地，这时的北京地区还处在边缘荒
蛮之地，上海地区更是一片滩涂荒野。当年，大理学家朱熹曾说，两宋时期，“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此时，福建有“执全国
学术之牛耳”的地位，后世著名史学家朱维幹曾说：“宋朝，福建的文化⋯⋯还有凌驾中原之势。”其间，闽北显然居中心地位。因此，历史
更替，风水轮回，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是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
闽北有数段历史值得选择回顾。
其一，唐五代间至宋，闽北佛道兴盛，尤其武夷山中，佛刹林立，落落相望。道藏记载，武夷山为中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第
十六升真元化之洞”。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为五夫白水（今属武夷山市）人，其有“千万峰中梵室开”之句。可以想见，当年无数佛教寺庙
矗立在武夷山水之间。唐宋间历时六百多年，当然会有不少本域和域外道释画家和寺院壁画高人流连于此。举例如下：
贯休（832—912），画僧，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其弘法寻胜武夷，有诗文《怀武夷山僧》和《怀武夷红石子》载清《武夷山志
》。其“诗名高洁，宇内咸知”，“善草书”，尤擅画，以画罗汉最著称，其实，他还能画山水。
惠崇（？—1017），画僧，北宋画史称其为闽北建阳人，最权威和最真实。笔者以为，惠崇山水小景出自闽北。
宝觉（生卒不详），画僧，闽北建阳人。宋邓椿《画继》载，其善画“翎毛”，尤长于“芦雁”，能“妙于生物之情态”，故“不俗
”。米芾在《画史》中称其能，又称其大师。
德正（生卒不详），画僧，闽北瓯宁（今建瓯市）人，北宋山水画家徐竞（1091—1157）胞弟，清王毓贤《绘事备考》载，其善画，
尤擅山水，人物师李公麟。
徐知常（生卒不详），道士，宋《宣和画谱》载，其为闽北建阳人，善画。
葛长庚（1131—1229），即白玉蟾，字白叟，又字武夷散人等，福建闽清人。其不仅是中国道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与朱熹
同为“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典型代表，南宋著名书画家。白玉蟾在武夷山修炼，结茅庵于驻云堂，后居其重建的止止庵，任主持，在
武夷山水间留下了许多诗文。
厉昭庆（生卒年不详），北宋初年图画院袛候，俞剑华称其为“建宁（今闽北建瓯）人”。厉昭庆和他的儿子都是画人物的高手，工“
佛像，尤长于观音”，并“大有丹青之名”。五代时期，王延政据闽北称帝，建国曰大殷，改元天德。开运二（945）年，改国号曰闽。末
几，南唐灭之。史料记载，王延政相当尊崇佛教，对厉昭庆这样一位寺院壁画高手何以不用呢？闽国为南唐灭后，李后主好丹青之事，厉
昭庆“随李后主至阙下”，最终徙南唐国都建业或建康（今南京），授图画院袛侯。
其二，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二《仪礼图》注文载：“盖建安自唐即为书肆所萃”。两宋，闽北建安刻书业极盛，被誉为
天下“图书之府”，其以刻书出版数量居全国之首，“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曾引无数学人墨客、儒士文官因撰著编印而汇聚斯地。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湖南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叶氏著有《书林清话》，其间载，“闽
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即有建本之名。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上谕军机大臣等：‘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
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寻据复奏：‘余氏后人⋯⋯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印记勤有二字，纸板
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又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
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重要的是，这里透露出信息，米芾的书法作品曾在北宋年间就已在扬名天下的建阳书肆刊印。米芾曾入闽，显
然也曾游历闽北和武夷山。那么，米芾墨迹是那时刻印的吗？
需要提出的是，周芜在《中国版画史图录》前言中说：“书商为竞争而聚集一批文人、画家、技工，请他们为之批点、编辑、绘图、
镂版⋯⋯在一些非文艺书籍中也附上几幅精美的插图。”明清之际如此，宋代亦然，“是古书无不绘图”，中国木刻版画历史因此起源，而年
代最早、水平最高的当推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刻印的《古列女传》。即便此作为一当地民间刻工绘制，也足可将他推为中国早期优秀的版
画艺术家。但据传，《古列女传》题为顾恺之画，即其粉本可能出自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这说明，北宋高雅文化已在闽北传播衍生
。值得追究的是，宋代建安版画人物造型如此精彩，却不唯此例，建安版画艺术水准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中国人物绘画。这表明，两宋三
百多年间，此域必定生存、寓居和流动着一批绘画和雕刻名家或是绘刻皆能的高手，他们具有不薄的文化素养，不低的造型技艺和不俗的
艺术品格。
李致忠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中亦指出，元代，建安刻书“其绘画与雕印均极精湛，堪称元代版画的代表作”。正由此，元代的中国
版画，“仍以建版为盛”。著名版画史学家郑振铎指出 ：“在木刻画史上，（明）万历时代无疑地是一个黄金时代。”此时期，建安版画
仍以古朴刚劲的风格与“异军突起”的南京和徽州版画“并行不悖”，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笔者曾在书稿《福建闽北历代绘画史迹钩沉与论辩》中提出，有千年历史的建安版画，如同在茂密森林中长成的参天大树，它与深厚
的闽北文化土壤休戚相关。孤立地视其为一种行业的兴衰，或将其贬为所谓的“民间作坊”，认为是可不屑一顾的“地缘文化”，便是否
认和抹杀了它实际上作为一种具有相当容量的文化存在。无需置疑，建安版画已成为中华民族美术历史长廊中的重要段落。
其三，史载，五代十国，闽王王延政在闽北兴茶事，收建安府东二十里凤凰山茶商张廷晖茶园为闽国朝廷所有，始称北苑。至北宋，
再兴茶事，遂承袭旧制并扩建北苑，官焙所产之茶供给北宋宫廷为御用，称为“北苑贡茶”，因上面印有龙凤图案，也称龙凤团茶。宋徽
宗《大观茶论》曰：“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自始
，北苑贡茶盛名远扬。据说，北苑茶为武夷茶移植建安府，因而称盛。至今，北苑故址存立着一块南宋碑刻，叙述北宋太平兴国初(976年)
的植茶始未。可是，五代建安已有“北苑”，因此，建安茶与武夷茶的源流与先后，至今仍存争议。但是，它们都誉满两宋，至今均无有
异议。
据茶史记载，唐宋间，凡入闽北的大儒官宦，都以品啜武夷茶或北苑茶为快事，并留下了众多播扬天下、千古流传的咏茶诗文。其间
，自然包括了善丹青的文人书画家。比如苏轼有《荔枝叹》和《叶嘉传》；黄庭坚有“平生心尝建溪春，……勿遗沙溪来乱真”；陆游有
“建安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范仲淹有“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欧阳修有
“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蔡襄有《北苑十咏·造茶》。至元，耶律楚材有“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佳水楚江赊”，赵孟頫有
“武夷，仙山也。岩壑奇秀，灵芽茁焉。世称石乳，厥品不在北苑下”⋯⋯
可见，两宋间闽北这一文化走廊，仅因茶盛，文人士夫和丹青大家在此流连交融，乐不思蜀。
其四，北宋，武夷山境域即为“道南理窟”。至南宋，朱熹创以理学为核心内容的“闽学”，加之宋室王朝倡行，四方学人无不趋之
若鹜。当年，朱文公仅在建阳境内兴办的书院就有十多处，域内外师友门徒之众，其影响力波及了名士官宦和书画文人。虽然朱子理学曾
一度被朝廷打入冷宫，但庆元六年的朱熹葬礼，仍然惊动朝野。《宋史》载，“熹既殁，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据史料记载，几
千人奔丧建阳，吊唁朱熹。
闽浙比邻，宋室南渡后，文化交流蔚然可观。当年，朱熹曾在域内外与诸多书画家来往，为他们的画作或藏画题跋，这在当时的文集
和后世的画史及著述中都有所记载。例如，朱熹曾为米元晖山水画《楚山秋霁图》题款，还为其《潇湘白云长卷》题款并言及武夷山水。
其款曰：“建阳崇安之间，有大山横出，峰峦特秀。予尝结茅其巅小平处，每当晴昼，白云坌窗牗间，辄咫尺不可辨。尝题小诗云：闲云四
时出，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独。下山累月，每窃讽此诗，未尝不怅然自失。今观米公所为左侯戏作横卷，隐隐旧题诗处，
似已在第三四峰间也。”至今，笔者仍在思索，小米的《潇湘白云长卷》何以引发出朱熹对武夷山水的情感？例如，朱熹还为画家黄德美
画作题跋，有《观黄德美延平春望图为赋二首》。黄德美即黄卓，字先之，一字德美，延平府剑浦县（今南平市延平区）人。博学工文，
擅山水，从朱子学。乾道年间，朱熹闲居建阳五夫里家中，又题《观祝孝友画卷作五言四咏》。祝孝友原名祝次仲，字孝友，徽州太平人
，南宋著名书画家。工山水，尤其擅长草书。《图绘宝鉴》、《画史会要》、《绘事备考》等均载其画迹。朱熹还与高僧圆悟禅师〔号肯
庵，亦称黄蘖长老，建安（今闽北建瓯人）〕同居五夫里，诗文唱酬，书画雅赏之事必不可少。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称圆悟能诗画，
且善作竹石，其还以“枯崖”自号。
朱熹还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收藏家。杨仁恺评说两宋的私人收藏时，论及朱熹与苏颂、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陆游、周必大、
陈传良、叶适、刘克庄、释惠洪等人，说他们“或自己本人有收藏，或于他处所见，于文集题跋类中均有所记载”。朱熹为理学大家，在
闽北定居六十多年，在本域和武夷山水间，与画家直接交往的经历，未必都会一一记录并见诸史科。
其五，据闽北各地方志记载，两宋时期，闽北“士风淳朴”，州学遍域，书院林立，“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日日“朝诵暮弦，洋
洋盈盈”。“士以诗书相劝”，“喜以儒术相高”，“人皆知学通今达古”，以“衣冠科第，号称文雅”为荣。于是，“子孙接踵升朝”
，“科第先后相望”。据史料记载和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的闽北，包括状元、榜眼、探花，先后有进士1600多人。其间，宰相、大夫、
博士甚众；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均有；也不乏法医、科学家、外交家、将帅及爱国志士。人称闽北为“海内前茅”的“道义之乡”。
如此等等，宋代的闽北如此良明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显然为本域画家的成长和域外画家入闽交流寻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三
闽北是福建古代历史文化的主要和重要的发祥地。东汉建安元年（196）至十五年（210），闽北建置四县，占闽中最早五县之四。历
经唐五代的发展，两宋时期的闽北对北宋东京汴梁和中原地区而言，对南宋都府临安和东南地区而言，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繁盛文化区。
至元，朱子理学被奉为国学和进士举第的教科书，闽北文化更为强盛。因此，宋以降，入闽绝非难事。建安书肆，曾引“天下客商贩者如
织”。分水关这一“闽赣孔道”，“车马之声，昼夜不息”。
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于是，山高地远，便有一些后世文人看远了福建，也看淡了闽北。而福建三面负山的地理环境，也造成
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阻隔和现实阻隔。但曾经历史的事实说明，闽北绝非如后世某些学人武断臆说的那样——因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不
能、不会、无法……云云。
历史上，闽北曾出现众多的优秀画家，其中更有许多名载画史典籍者，可名不见经传为多，见之典籍而有存世之作的也极少。历史上
，闽北应有大量历代书画史籍书典之类存留民间，可所见稀罕，甚至杳无踪迹。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
笔者以为，历代在闽北曾发生无数次战乱和天灾，兵燹、水火是损毁典籍书画的原因之一。比如，元末至正癸卯（1363）年，建阳麻
沙书坊在烈火中焚为灰烬。大量的原刻书版、稀罕的典籍善本，留存在民宅世第中的纸本绢本之物悉数焚毁。明弘治十二年（1499），又
一场通天大火，使建阳县书坊“古今书版皆烬”。又如，清道光《建阳县志》载：“故老言：‘（城关）溪南地方，旧有街三十六，有巷
七十二，为兵火所残，乃荒凉至此’”。又载，明永乐十四年七月十六夜，大水。城内外三坊，官房民舍，漂流几尽。再如，建瓯史料载
，清顺治戊子五年三月，清兵重重包围了古老的曾为郡、为州、为府、为路的建宁府，用火炮轰塌城墙攻入城内后，“血及三日，死尸山
积，血流成河”。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建宁城，几乎毁于清初这次惨烈的“戊子之役”。作为文化历史悠长深厚的闽北历代首府，当年的建
宁城内不可能没有存留相当数量和相当经典的书画、典籍和善本。可惜毁于战火，致后世无从觅见。
原因之二，以汉代为始，北方与中原地区数十次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入闽，包括驻闽将士、游宦士族、避乱隐居者以及方士采药炼丹一
族等。他们大都沿着闽江支流的走向，自上而下地选择安身之地。闽北居闽江上游，是最早接纳中原汉民落籍安居之地，也是最早融合中
原文化的地区。由于历史更迭、社会政局动荡和战争兵乱诸因素，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也多有避难入闽者选择在闽北落户。比如，南宋政
权败退南逃，闽北旣安宁，又与浙江相邻，宋氏宗室有隐居在闽北深山者。因此，中古时期，闽北显贵家族较多，宗族观念较强，人口素质
较高，能较多地存蓄和传承家族的文化遗产。明清之际，这些有幸生存下来的贵族显第或逐渐回迁原籍，或家道中落沦为山民。光阴荏苒
，世代更迭，祖上珍贵的书画遗产或流入中原富庶之地，或在当地变卖易换为生存所必需的柴米油盐，或不识其珍贵而扔弃。加之闽北山
区湿度极大，极不容易保存纸本和绢本书画，祖上传存的书籍典史和书画作品有相当部分因潮湿而霉蛀损毁。
经济落后，又使文化教育缺失了稳定发展的持续力。两宋时期雄强宽厚的文化依托面逐代萎缩，人口素质整体下滑，对高雅文化的传
承有眼光与观念上的阻隔。
原因之三，自古以来，闽北均以传统的山林耕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明清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经济渐渐形成，
并显示和占据优势，闽北随之衰落。经济的衰退，不能支撑社会其他方面的持续发展，也无法使文化遗存通过社会流通方式保留在民间。
上述缘由，使得闽北当地保留至今的物质性文化遗产十分缺见。即便是建筑，闽北清中期的遗存也已十分稀少，幸存的旧屋老宅多是
清末遗构。
相反，明中期开始，商品经济起步，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回暖，促进了文化渐渐地发展繁荣。到清康乾年间，这里已是富庶地域，被
官宦、文儒和士人视为极佳居住区。此地尤以画家众多，流派更替，为明清两代中国传统书画兴盛之地。由是，近古时期对绘画的评说话
语较多地在此地产生，地域偏见夹杂其间。闽北乃至更多地域曾经活跃的美术历史遂跌入晦暗模糊的历史夜幕之中。
四
唐代以后，尤以两宋为最，即便不足百年的元朝，乃至明清以降，闽北的美术活动均不冷寂。其中，本籍画家留守乡土或流向中原和
江淮地区，闽中和外省籍画家寄寓闽北和寻胜武夷，在地方史籍和美术史料中均多有记载。特别是，无论历史如何演变，朝代如何兴衰，
天造地设的武夷山水依然历史地耸立，依然历史地吸引无数与之有缘、无数欲念欲见的名士大儒前去探访、寻胜和隐居，依然历史地成为
自秦汉之后尤其魏晋以来众多山水画家饱看饫游、采风写生的神山圣水。诚如清《武夷山志》《原序》所言：“海内士大夫之客吾闽者，
莫不期一蹑丹梯，领略胜概。归见其都，人必询其曾从武夷来否。”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时期，著名的天文科学家、文学家和画家张衡曾越过武夷山脉进入闽北“昔建州浦城县”，在“
巴兽潭”“以足画兽”。这是有史记载的曾经游历闽北的第一位画家。关于“巴兽潭”，明《八闽通志》和《闽书》均有记载，浦城县果
然有此潭。对“以足画兽”，有论者持异议，对“张衡入闽”，则无质是否。而有确凿史料记载的是，魏晋时期，顾野王为最早卜居武夷
并在此故去的名宦文儒和著名画家。唐五代，闽北画家记载鲜见，惟五代间“闽国”厉昭庆先后为南唐图画院袛候和北宋初翰林国画院袛候
。
至宋，闽北名噪京都中原，遂有域外山水名家造访武夷，本籍山水画家和人物、花鸟画家则毋庸细说。有史料记载的，如惠崇、燕文
贵、郭熙、苏轼、米芾，张择端等，以及上述一批道士僧侣画家，还有黄齐、徐竞、李友直、黄卓、祝孝友、林希逸等。关于徐竞，需特
别说说。
徐竞（1091—1157），字叔明，号自信居士。《四库全书》载，其为瓯宁人（今建瓯市）人。徐竞善书，尤长于篆籀，“有名当时”
。宋大观二年，徐竞“游太学”后“以荫入官”，摄事雍丘（今河南杞县）和原武（今河南原阳）二县，有政绩。徐竞曾作为国信所提辖
出使高丽国。归朝后，因其业绩完美，尤以“撰高丽图经四十卷”，凡“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文，来往之道路，无不详
载”。龙颜大悦的宋徽宗赐其同进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兼掌书学，累迁刑部尚书员外郎。重要的是，南宋赵构（宋高宗）《翰墨志》
记载，徐竞“画入神品，山水、人物具冠绝”。北宋徽宗时期，钦定“神、逸、妙、能”四品，“神品”居四格之首。因此，徐竞作品多
为“世人所藏”。
元代，除隐居和寻胜武夷山水的杜本、赵孟頫、倪瓒、方从义等有史料记载的域外画家外，还有本域画家，如苏照，建安人，不仅擅画
墨菊，也擅山水。苏照同时和元之后，有苏伯厚、苏坤、苏钲、苏鎕、苏洹等书画家，其间有擅山水画者。苏氏一族在闽北建宁路（府）中
当为书香门第。还有伍元如〔延平（今南平）人〕和李中明（邵武人），均为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所称道的山水名家。再有，郑鏗，将
乐（原属延平路）人，书画精妙，尤擅山水；林士能，擅山水，从莆田寻胜武夷；张舜咨，杭州人，其曾由浙入闽任福建莆田县尹，享诗
书画“三绝”之誉，尤擅山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明清两代，闽北域内外山水画家登游武夷者甚众，如沈周、唐寅、徐渭、沈仕、董其昌、张瑞图、蓝瑛、卞文瑜、王时敏、渐江、查
士标、戴本孝、王翚、恽南田、石涛、上官周、黄慎、伊秉绶、汤贻汾等等，一如画册所列。其间，还有一些画家行迹不甚明晰，比如项
圣谟(1597—1658)，其曾于清顺治甲午九月至次年四月入闽游历，作《闽游图》三幅，其一，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载录为《闽溪风物
图卷》，其二其三均为《榕荔溪石图卷》。还有程邃（约1605—1691），史载，其“早年从黄道周、杨廷麟游”，其作有《千岩竞秀图》
和《九曲流水图》；徐，徐邦达《古代书画过目汇考》载，其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曾作《闽中溪山图卷》。这些画家曾游经武夷山的
时间不甚明晰，他们的画作与武夷山是否有关联？历代山水画家此类行迹甚多，须待进一步考证。
重要的是，此间，还有数以百计的闽北和闽中各地的山水画家以及流散在省外的众多闽籍画家，其间亦不乏名家和供奉朝廷的高手，
他们都在武夷山水间留下足迹和墨痕。
清中期之后，闽北这块土壤的文化盛景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武夷山水仍然引领擅丹青好山水者走进闽北，或进出闽域前后到
武夷山水间驻足浏览一番，这当然是山水画家、文人墨客或雅好艺术的官宦们共有的心愿。直至近现代，也一如往昔，林纾、黄宾虹、冯
超然、俞剑华、刘海粟、潘天寿、张大千、吴作人、陆俨少、应野平、黄秋园、赖少其、吴冠中、张仃、唐云、亚明、关山月、黎雄才⋯⋯众
多丹青魁首都曾在武夷山水间揽胜作画。
如今，武夷碧水丹山依然婀娜明丽、依然清幽怡人，却更加盛名冠盖。当代无数艺术家寻其芳踪，探其幽境，采其精灵，咏其千年华
彩。除众多山水画家外，还有许多风景油画家或独行幽径、或集群探胜，他们登山临水，挥笔泼彩，同样抒写着武夷山水光彩夺目的新篇
。（文章来源：《武夷山水与历代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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