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济国淑世一草圣

熊宜敬
于右任，是革命元勋，是民国领袖，是军旅首长，是监察之父，是新闻先锋，是诗坛祭酒，是教育舵手，是书法巨擘……从牧羊儿到文思敏慧的“西北奇才”，而后登上庙堂支柱。这位秉性清廉、器度恢弘的时代巨人，在生命中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皆能出类拔萃，在书法艺术的开拓上，更结合了艺术性与实用性，创造出“三百年来一草圣”的历史丰碑。
1970年3月15日，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揭幕，台北故宫于“中国馆”内展出丰富的历代书画文物瑰宝，所规划的“文字之墙”，呈现了十位中国历代书法大家的精品，包括王羲之、郑道昭、褚遂良、颜真卿、苏轼、米芾、宋徽宗、赵孟俯、董其昌和于右任（怀素《自叙帖》单独展出）。于右任的列名其中，即昭示了自董其昌之后的300余年，在书法艺术上能够承先启后，推陈出新，不但自成家数且具教化意义者，唯于右任一人而已，“三百年来一草圣”之名，从此在中国书法史上立名传世。

热心革命•新闻报国
于右任（1879～1964），陕西泾阳人，生于三原。原名伯循，一字诱人，后有感于八国联军蹂躏中国，而取“诱人”之谐音改名“右任”，以示不愿披发左衽。年轻时，曾以笔名“半哭半笑楼主”针贬时政遭慈禧太后追缉，而入震旦公学避祸，别署“刘学裕”以掩人耳目；创办《神州日报》时笔名“神州旧主”，创办《民立报》时则以“骚心”、“剥果”、“大风”为笔名，又号“关西余子”、“太平老人”、“中南老人”。大陆时期堂号为“独树斋”、“鸳鸯七志斋”，晚年在台湾则为“老学斋”。
1879年（清光绪三年）4月11日（农历三月二十日），于右任诞生于陜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斗口村。1889年春，于右任入毛班香（经畴）私塾学作古近体诗，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常来代课，而且喜作草书，所写王羲之《十七鹅》帖，引起于右任习书兴趣。1898年，年方弱冠的于右任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当时陜西学政叶尔恺看了于右任文章，视为“西北奇才”，便授读薛福成所著的《出使四国日记》，为于右任留心国际局势之始。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逃至西安，强征学堂校地改为行宫，于右任义愤填膺，欲写万言书请陜西巡抚岑春煊手刃慈禧重行新政，经同学王麟生劝阻才未酿祸；自此即开始以诗作讥讽时政及西太后，并集印成《半哭半笑楼诗草》。1904年春，于右任赴开封应礼部试，陜西总督允升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并附上《半哭半笑楼诗草》密奏朝廷，准备革去于右任举人并缉拿，幸经同学李和甫之父李雨田传信至开封，始得遁避出城，自武汉顺流东下赴上海，至南京时，潜行上岸遥拜明孝陵，写下著名诗句：“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抵上海后，得马相伯之助入震旦公学，以“刘学裕”之名入学，并加入光复会。1905年，震旦公学学潮，学生筹备新校，于右任被推为五位干事之一，8月新校筹备完成，于右任取《尚书•大传•虞夏传》之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以示不忘震旦及复兴中华之意。1906年4月，于右任赴日，11月13日与孙逸仙于东京会晤，正式加入同盟会。
1907年2月20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1909年3月26日，又创《民呼日报》，因抨击官府被陷入狱，于7月12日在中外舆论呼吁下获释。于右任屡仆屡起，8月20日再创办第三份报纸《民吁日报》，旋因揭发日本暴行而遭查封，并再度入狱。1910年9月9日，于右任又创《民立报》，成为当时革命精英凝聚之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6日孙逸仙归国抵沪，首访于右任于民立报社，并亲书中英文赠词“戮力同志”及“Unity”。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逸仙就职临时大总统，《民立报》同仁几为延揽一空，于右任，也出任交通部次长。此年，于右任开始蓄须。

文韬武略•声望崇隆
1918年8月9日，于右任正式就任陜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1922年5月底，于右任于凤翔解散靖国军，10月23日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3年2月21日，孙逸仙返广州设大元帅府，陈炯明叛变，于右任召旧部豫军樊钟秀率军解围，大败陈军。
1928年3月，“审计院组织法”公布，于右任兼任审计院院长，为中国审计制度奠基。1931年2月2日，就任监察院长。1932年，于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刘延涛、周伯敏、胡公石等参与其事，此后公余即致力于标准草书的编研；1936年，《标准草书》首印本问世，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印行。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创刊，报名即为于右任所书。
1941年中秋，于右任与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一行抵敦煌莫高窟，与正在敦煌临摹研究的张大千相晤，经张大千详细讲解敦煌壁画之重要，于右任便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构想。10月下旬于右任回到兰州后除向甘肃政府要员阐述敦煌艺术之重要外，并向新闻界公开倡议速建敦煌艺术学院，经中央社播发，各报都刊登了这项讯息，引起社会广大回响。12月上旬，于右任在西安发表同样的谈话，并召集画家王子云等以官方名义组织“西北文物考察团”，与张大千一起研究。12月14日，于右任一回重庆即向国民政府正式提案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即交教育部负责筹办；年底，西北文物考察团组成，由王子云任团长，共有历史、考古、美术专家十余人赴敦煌考察。
1941年年底，于右任责成刘延涛主编之《草书月刊》创刊。次年（1942）春天，于右任增订刊布《标准草书千字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草圣千文》，选出历代草书千字，慎为摹形，并说明出处；下卷为《标准草书释例》，将古今草书之变化举例以释，并标举符号分制表志。1943年3月15日，于右任在重庆各报发表《太平海》一文，主张取消“日本海”，改名“太平海”，自此即号“太平老人”。
1945年，国共两党于重庆谈判，****自延安飞抵重庆，于右任亲至机场迎接，于监察院设宴洗尘，随后于家中宴请****并讨论诗文，相谈甚欢。1948年4月19日，于右任与孙科、程潜、李宗仁、莫德惠、徐傅霖同为副总统候选人，于右任获得493票，居第四位。

心怀故乡•清廉一生
1949年，于右任于10月29日飞抵台北。1951年2月，因脑部为血管阻塞而卧床40日治疗，遵医嘱戒烟。1953年6月《标准草书》第八次修正本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于右任与社方约定不收版税，但定价须低，以达普及之效。1956年，于右任78岁，获颁教育部文艺奬，于右任自喻为“老树着花”。
1957年春，于右任得见民国元年旧照，感触良多，题下名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并自注：“民元，总理辞临时大总统后，宴客于上海爱俪园，摄影留念。参加者有唐绍仪、陈其美、熊希龄、黄郛、胡汉民、程德全、谭人凤、蔡元培、张謇、汪精卫、曹埃布尔、禇辅成、林长民、马君武等三十四人，现仅存余一人，余皆凋谢，抚今追昔，赋此志慨。”
1959年5月，于右任《手临标准草书》出版，为手临之第三本，第一、二本分别为墨本及双钩，皆于抗战时期印于重庆。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于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1月22日又记：“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1月24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下了千古遗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4月11日，于右任84岁生日，有关部门专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
1964年7月，于右任因感冒引起并发症，8月12日，蒋经国亲来探视，促请入荣民总医院治疗，但因一生辛劳为国，鞠躬尽瘁，缠绵病榻近三个月，终于11月10日下午8时零8分病逝，享寿86岁。
于右任一生致力于革命60余载，历任党政军要职亦逾50年，但平生坚不置产，当弥留之际，亲友僚属及其长子于望德一同开启于右任自用保险柜示于众人面前，只见多为生前日记书法及为三子于中令筹措出国经费之借据，一生清廉至此，令人肃然起敬。

西北奇才•书艺早发
于右任在世时拥有崇高显赫的地位，但却一生清廉，亲和简朴，在书法艺术的钻研与文字实用性的推广上更是不遗余力。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曾有诗咏于右任：“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生前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并加注曰：“先生作书常以纸烟罐贮墨，每罄一罐，辄大呼：‘取墨来！’此乃兴到神来时也。”这首诗不但刻划出于右任至情至性的风采，也描写出他钟爱书法的热诚。且除了书法的艺术表现之外，于右任还特别注重书写文字的实用性与方便性，故而毕生致力于“标准草书”的修订，对历代碑帖的搜寻整理尤为殚精竭虑。生活恬淡、不忮不求的真性，孕育出于右任书风不愠不火的纯然特质，而一生济国淑世的恢宏大度，更使得历代碑帖精髓于笔情墨趣中呈现出气吞牛斗的庙堂气象，这种磅礡之概，非一般书家所能企及。
关于于右任一生勤力钻研书艺的过程与各阶段的风格，大致上可归纳为“启蒙时期”、“楷书时期”、“行草时期”及“标准草书时期”。

一、 启蒙时期（1899～1911）
于右任在其自传《牧羊儿自述》中记载：“太夫子（指于右任私塾老师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可以确知，于右任在11岁时（1899）初见毛汉诗写字，就已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少年时期的于右任，即以文才蜚声乡里，20岁时即被陜西学政叶尔恺视为“西北奇才”，25岁中举，26岁即赴开封应甲辰科进士礼部试。这段期间由于清末仍有科考制度，文人学子必须勤练“馆阁体”，于右任的书法基础锻炼除幼时即习王羲之之外，并从赵孟俯入手，遍及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禇遂良。1899年，沈卫（淇泉）继叶尔恺之后督学陜西，极重于右任之才，而沈卫亦为帖学书法名家，在书法锻炼上也影响于右任不少。
尔后，于右任因痛诋时政而遭官府追缉避祸上海，以“刘学裕”之名入震旦公学，并参加光复会投身革命。由于生活拮据，1905年时首次在上海订定润格鬻字，可见于右任此时书法已具造诣。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这段期间于右任全心投入革命事业，屡创报刊为革命宣传，也曾二度入狱，但得暇即勤习书法，由于革命情操的濡染，他在帖学的秀美流畅之外，此时书风已渐显壮豪气慨。

访碑勤研•书风雄强
二、楷书时期（1911～1931）
民国肇建之始，于右任开始蓄须，最初几年，随着孙逸仙让位，讨袁失败，民立报停刊，民立图书公司结束，可说是于右任革命和新闻事业最黯淡的时期，然而反使于右任得空钻研碑帖版本，与收藏家、书画家、学者、书商往来频繁，曾自言：“这是我很难得的一个治学时期。”1917年，于右任再次于上海鬻字，其《海上寄怀京友诗》云：“画采云车梦里身，轮君冷眼看京尘。天荒地变神州泪，闲煞江南卖字人。”救国济民的抱负，于右任始终未曾放下。
1918年，于右任赴陜西出任靖国军总司令，由于地缘关系，余暇即四处访寻历代碑铭，曾写了一首《访碑》五律以志其时心情：“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这年，得到好友李春堂赠与《前秦广武将军张产碑》，对于右任书风有极大的转折作用，于右任即言：“我最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大为受用，由是渐变作风。”
这段时期，于右任委托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从洛阳古董商买回160余方北朝碑石，并由当时陜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协助买回“熹平石经”残石，一直到1930年左右，陆续搜集了380余方石刻墓志，1938年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博物馆。1930年1月19日，于右任在陜西写下五绝一首：“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 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印证了于右任在劳瘁国事之外，即是钻研书艺。
这段时期，于右任勤研北碑，溯及秦汉篆隶并融入晋唐书风，案头常置的碑帖即有《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杨大眼造像》、《郑文公碑》、《法显造像》、《鼓山石经》、《西岳华山庙碑》、《曹子建碑》、《石门铭》、《太公吕望碑》、《吊比干墓文》等20余种，而且分类标签以便随时参考；手边并放有《十七帖》、《兰亭序》、《皇象书》、《智永千字文》、《孙过庭书谱》、《保母志》、《瘗鹤铭》等十余种字帖，师承既广且深，使于右任在北碑的钻研上，产生了与帖学相互撷精，博采约取，融会贯通的集大成规模。在魏碑风格上，与赵之谦的婉约劲挺，沈寐叟的古拙峻峭，康有为的凝练绵邈，郑孝胥的倜傥锋利，李叔同的静穆闲逸，李瑞清的盘曲滞涩，曾农髯的流丽典雅相较，似乎更为有容乃大，字里行间呈现的磅礡大器，笔形字貌流露的雄强伟岸，确实睥睨书坛。

融合碑帖•大开大阖
三、行草时期（1931～1949）
自魏碑转型行草书，揉合了二王、智永、怀素小千草文及禇遂良诸帖，在笔趣上方圆并用，挺劲有神，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于右任“草圣”令誉的发韧，尤其北碑南帖中真、行、草的相互融合，更是汲古开今。于右任即自言：“余中年学草，每日谨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可以想见于右任以书法造诣之深，仍对于草书慎重研习，一字一字的勤加琢磨，所扎下的心血与根基是何等厚实。
此时期初，于右任于坊间得北平卓君庸影印《石拓宋克章草诀歌》，仔细审阅，用笔朴质真醇，不似宋克书风。适外甥周伯敏来拜，见此复印件即指此乃其岳叔王世镗（1868～1933）所书而后刻石于汉中之物，于右任闻之大惊，又知其人尚在，便命周伯敏邀约前来上海相晤，果然相见恨晚，于右任尽出所藏碑帖与罗振玉所印《流沙坠简》彼此观赏切磋，二人书艺因此更加精进。1933年王世镗去世，于右任亲书“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为挽，对王世镗书法推崇备至，据说于右任办公室或书房极少张挂时人书法，只有王世镗书迹例外。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研究社”，1934年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征求草书字帖启事，期能抛砖引玉，使标准草书之参考依据更臻完备。当时，有人持太和馆本《急就章》与其他书帖求售，于右任仔细鉴识，发现此物首尾皆钤有宋宣和宝玺，认定此册即北宋《宣和书谱》著录的《吴皇象书急就章》，大喜过望，立即买下。此后，于右任倾力于“标准草书”的修订，在书法风貌上既有北碑的野拙奇丽，又有行草、今草、章草、狂草的酣畅淋漓，而形成了独创一格的“于体”，用笔劲挺峭拔、大刀阔斧、能收能放，既能藴藉含蓄，又能气势慑人，达到大开大阖的境界。1936年5月，于右任所写的《周石笙墓志铭》，即可明显的见到融合了真、行、草三种书体的风貌；而同时期所写的《周湘舲墓志》，则笔力浑厚圆融近石门铭，却又参合了行书的放逸笔致。在此期间，于右任已先后修订标准草书多次，并于重庆歌乐山老鹰崖山洞亲写唐诗草书，且增订刊出多年努力倡导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并委刘延涛编辑出版《草书月刊》，全力推广草书的实用性。
而此时期的于右任书风，著名书法家王世昭（1905～？）有颇为贴切的看法：“小草以右军为特佳，大草以右军为极狂，张颠、孙过庭、颜真卿、怀素继之，黄山谷略有黄庭气象，王觉斯挺拔多姿，于右老矩步规行，雍客大雅，真是一代庙堂之气，若论当世草书，于右任当居第一，若论古人，于右老功力在晋唐之间，至少也要与张颠、怀素相伯仲。”

戮力标草•功垂百世
四、标准草书时期（1949～1964）
自1949年开始，渡海赴台的于右任，终其晚年皆致力于标准草书“易识、易写、美丽、准确”四大法则的推广，与于右任交谊甚笃的台湾前辈书画家、“江西三才子”之一的彭醇士（1895～1976），在《三原于先生之书》一文中如此写到：“于先生书，体势虽极奇恣，点画异常圆健；昔人评山谷书，如瘦蛟缠树，窃谓山谷尚觉作态，而先生则浑然矣。又先生临帖最多，自然高雅，尝谓先生已得安吴所云中线之妙，故而笔法谨严，近百年来实难方驾。先生尝念草法凌乱，久恐失传，青年学子因俗就简，并无依据，于是解散篆隶，贯通草行，正本清源，汰繁取易，积数十年之力，集数十家之书，凡几易稿，成标准草书，真不朽之杰作，学书之津梁。”对于右任在书艺成就和标草钻研推广的贡献，彭醇士的叙述是有感而发的。
台湾知名书学家何南史在其所写的《看墨宝怀右老》一文中，对于右任台湾时期的书风，有极为中肯和具鉴赏性的归纳：“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此时笔力劲胜，有些地方较放，也带点新笔，非常生动。第二阶段：1956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刚棱有锋，有的突兀，表现的精神非常。第三阶段：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老重无伦，虽然有些时候因精力的关系，有大小不拘，错的亦只加上一点，不能重写，字简直老的入了化境，甚易辨别。”
对于《标准草书》的修订推动，于右任除了自身书艺成就的恢宏之外，更充满了对社会文字书写的使命感，曾先后写下两阙内容大同小异的《百字令》来说明中国文字的演进，其中一阙为：“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于右任精研标草，更加发现了中国文字书写的精神内涵，在艺术与实用之间得以并行不悖，也因此呈现出“于体”书风的“曲高合‘众’”，这是古往今来少有的成就。事实上，于右任也因为遍临历代碑帖，而使得书法风貌返璞归真，不受羁绊，于右任所说过的一段话，浅显易懂却揭橥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谛：“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丽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不美，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丽的。”而于右任自书的一首仅三十字的《写字歌》，对于书法精义的提点，就更加言简意赅了：“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以于右任对于历代碑帖的勤习与归纳，还觉得“有志而未逮”，就可体悟其所说的“自然”，是必须要厚扎根基，勤奋不懈方可心手相连而使笔歌墨舞跃然纸上的。

名家镌印•相得益彰
于右任生前，所使用之印都出于名家之手，吴昌硕所刻最多，包括最常见的“于”字朱文、白文印各一，“右任”朱文印二方以及“关中于氏”朱文印，此外，极少出现于书迹上的“鸳鸯七志斋”白文印，亦为吴昌硕力刻。其中，“鸳鸯七志斋”，是1920年代中期始用的堂号。缘自于1918年于右任担任陜西靖国军总司令后，即托人在北方广搜名碑刻石，1924年，委托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自洛阳古董商手中买下正受日人觊觎的汉、晋、北朝时期约160余方墓志石，其中包括北朝七对夫妻的墓志，于右任十分珍视，故将室名“独树斋”更名为“鸳鸯七志斋”，吴昌硕特为刻白文印一方以为纪念。于右任传世书迹中，钤有此印者极为少见。
杨千里亦为于右任刻有一方“太平老人”朱文印，印文之由来，起因于于右任曾于坊间书局见新出版的中国地图竟以日本绘制之图为蓝本，将“北抵鞑靼海峡，西南至朝鲜半岛，西则俄之西伯利亚”间之海面称为“日本海”，大为愤懑，便于1943年3月15日在重庆各报发表《太平海》一文严予指正，文中指出所谓“日本海”的范畴，仅沿东一线附接日本，若以此为名，则“隐然成为日本之内海”，于右任并遍阅《前汉书地理志》、《瀛琼志略》、《大清统一舆图》等古籍，而采取“大洋海即东洋大海，又名太平海”之论点，而主张将“日本海”正名为“太平海”，以寓“万世开太平”之意。这篇《太平海》论文，与于右任另一篇《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问题》论文（此文建议将“印度支那半岛”更名为“中南半岛”）旋被译为英文，刊登在中国地理学会发行之地理学报，引起中外学术界热烈讨论而终获正名，因此，于右任便自号“太平老人”与“中南老人”，分别由杨千里与乔大壮刻为朱文印。
1948年4月19日，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莫德惠、程潜、徐傅霖同为副总统候选人，于右任两袖清风，见到具有投票权的国大代表，即以钤有“太平老人”印的自书“万世开太平”书法条幅相赠。传世的于右任书迹，钤有“太平老人”印者，多集中于1948年至1950年之间，1950年以后即少见用此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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