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光

　　中国民间剪纸作为具有多民族普遍性文化特征的无形遗产，我们关注的目光，不能只局限于书斋式古史典籍中的寻踪觅迹，不能仅从狭义的艺术观来认识剪纸，我们的目光和身心应投入到生活中去；投入到民间剪纸发生、发展的乡村田野中去；投入到剪纸传承群体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中去。民间剪纸首先是一种传统农耕文化中的生存（生活）方式，其次才是生活中由人创造出的剪纸艺术。剪纸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是发生在生活中的，是和剪纸创造者的人紧密联在一起，和以人为本的文化信仰行为联在一起，是为生存的艺术。朝向文化传承者的人和人的生存（生活），才是认识无形文化的根本所在。


　　　　一个多民族社区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

　　民间剪纸的活态性首先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文化空间中。春节是中国古老隆重的年节，北方乡村的春节正是从铰剪纸、贴窗花开始的，这个习俗至今仍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许多乡村延续着。大红纸铰出的窗花，象征着年节的喜庆、吉祥，古老的剪纸纹样里遗存着丰富的生命记忆，传继着中国本原的节日文化主题和叙事方式，剪纸至今仍是中国年节的典型象征。
　　中国传统的婚丧习俗，是民间生活中重要的人生礼俗，民间剪纸同样是这些礼俗仪式实现的重要象征手段。在民间婚俗中，结婚的新房成为天地阴阳相合、生命孕育繁衍的空间象征。在陕北围绕着新房的窑洞，从窗花、炕围花到窑顶上的“坐帐花”，以及嫁妆物品上覆盖的剪纸通称为喜花。大红的剪纸和剪纸中约定俗成的纹饰符号，直观鲜明地象征了生命（生殖）相合相生、繁衍兴盛的婚俗主题。民众在风俗中用剪纸表达生命情感的象征，隐寓生与死的人生祈愿，营造仪式特定的文化空间。黄河流域的乡村围绕着农耕信仰习俗，也在使用剪纸的方式表达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敬，对生存境遇的吉祥祈盼。在陕北、甘肃陇东、山西吕梁一带的乡村，春节时剪“抓髻娃娃”贴于门楣，以求避邪驱疫保平安。陕北民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五道娃娃一把叉”；春节民俗铰“老牛顶散”剪纸门画，称“老牛顶散，除灾免难”，就是早期农耕信仰文化的活态承传写照。
　　传统的农耕生产依赖于自然，自然气候的阴晴旱涝对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至关重要。在西北的一些乡村，淫雨连绵时民间要铰“扫天婆”剪纸悬挂于门外，以求晴免涝；干旱时要铰“碰头娃娃”剪纸贴于院外或水缸上，以祈求天降雨水。陕北、山西的吕梁山区、甘肃陇东正月里还剪“疗疳娃娃”以求驱病免灾。河北中南部一些乡村，在春节敬神、春分“打醮”、清明祭祀、农历七月和十月的鬼节这一系列习俗节日中，乡村妇女用彩色剪纸布置神棚、敬神祈愿、为神鬼制作衣帽，彩色的民间剪纸成为这一系列信仰民俗活动中重要的文化空间和信仰心理实现的象征。
　　在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民间剪纸也是古老巫俗中的重要手段。中国南方的傩戏仪式中、东北满族萨满文化的信仰习俗中、苗族“鬼师”的各种仪式中，剪纸成为其重要的巫文化象征，其中隐蔽着古老的生命信仰渊源。于是，剪纸在巫俗中具有了神与鬼的灵力，在仪式中成为招魂、祛病、避邪的象征物。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中就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诗句。这种招魂剪纸的原型，我们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五道娃娃”，这种丧俗中招魂避邪功能的“五道娃娃”纹饰符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横列七个手拉手娃娃的剪纸，据考证同样是寓意灵魂复活、生生不息的招魂剪纸。
　　中国文明的持久性，是世界公认的一个事实。但追溯文明持久性的因素，人们只看到汉字的核心作用，对活态的以人为第一要素、口传身授的文化方式却缺乏重视。民间剪纸即是和民间生活形态溶为一体的活态文化传统。在民间剪纸的纹饰体系中，记载着古老丰富深厚的文化信息，这种纹饰符号的传承是依靠人的记忆、依靠民间信仰和民俗仪式的需求而实现的。
　　剪刀是乡村妇女重要的生活工具，剪棉花、剪布裁衣、剪纸、接生。乡村妇女用剪刀创造传承了民间剪纸的古老习俗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民间刺绣、民间面塑的基础，也是民间美术最本原的基础。民间剪纸使诸多民俗主题通过鲜明的纹饰符号象征得以表达，使许多民俗仪式得以完整地实现。学习铰剪纸是民间乡村妇女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接受的民间文化启蒙，童年时期摹剪的是花花草草，青年时期剪的是理想，中年时期剪的是生活，老年时期剪的是哲理和期望。妇女们用一生的经历在体验着剪纸纹饰中的生命内涵和吉祥祝愿。在民间，铰剪纸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女人的人格品性，心灵手巧的女人总是受到家人和乡邻的尊重。虽然她们对剪纸功能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朴素的情感上，其实已超越了艺术，而与生存情感的企盼寄托紧密联在了一起。在这种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的文化活态景观中，我们发现了大地上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多民族、多样性文化生态区域的存在，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丰富多彩、博大深厚的文化基因库，这正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河。


　　　　中国民间剪纸的历史源渊

　　研究河南郑州商代墓葬出土的镂花夔凤金箔薄片，应当是剪纸艺术在公元前16世纪的远祖形态。在以纸为主体材料的剪纸未形成之前，华夏民族在非纸材料上的镂空、刻花工艺已有十分成熟的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这为剪纸艺术的形成、发展、普及奠定了深厚的纹饰叙事基础。
　　从古代文献寻找剪纸发生的踪迹，常被附会引用的材料有两则：一则是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的“剪桐封弟”的故事；另一则是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方士以剪影之人慰藉汉武帝思念亡妻的故事。但由于剪纸材质的不易留存性，以及民间剪纸在文化功能上的民俗“消费”式的使用，我们无法发现年代久远的实物，剪纸的历史溯源只有从与文化发生的工具和材料去探求。剪刀作为剪纸的主要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比较早，青铜时代的金属器制造技术已十分成熟，铁器时代使农业和生活器具的制造得到了极大普及。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剪刀是两股相连的形状，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昌平唐墓中发现的铁制剪刀是“8”字交股形，20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五代时期的铁剪两股分离、中间带轴，已和今天的剪刀基本一致。传统剪纸制作，还有以刀“镞刻”、“镂空”的技艺，今天在河北蔚县、浙江的乐清以及苗族地区，仍在沿用着刀刻剪纸的工艺技术。史料记载，纸在中国出现是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并作为“四大发明”之一光耀史册。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期的五幅交尾的对猴、对马、对蝶和几何形团花剪纸，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剪纸出土实物。时过1500年，这种以猴、马、蝶、几何图形为题材的团花剪纸，至今仍流行于古丝绸之路的甘肃、陕西及其他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用于春节、婚俗、丧俗等活动中，象征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体现了万物生生不息的本原生命哲学内涵。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3000多年前陶盆上的盘龙（蛇）纹样，至今仍在黄河流域的乡村广泛流传，盘蛇（龙）作为吉祥符号常用于婚俗的喜花剪纸。
　　民间剪纸在确定各民族和相关文化社区文化特征方面具有特殊的表述作用，中国不同民族服饰刺绣的剪纸底样即是记述民族标志和历史文化信息的符号。苗族的刺绣服饰，就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作为刺绣底样的苗族剪纸，记录了丰富古老的苗族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有苗族图腾祖先——由枫树变成的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水上泡沫相交怀孕生下的姜央和雷公以及龙、虎、蛇、象、水牛、蜈蚣等动物；还有大洪水过后姜央兄妹合磨成亲繁衍人类的故事；有姜央射日的神话故事；有苗族女英雄务么细的故事。每年三月三姊妹节时，苗族姑娘们穿上用剪纸底样绣花的服饰，戴上漂亮的银饰，载歌载舞，庆祝姑娘们自己的节日，也传承着古老的历史记忆。在苗族的苗年、龙舟节和最隆重的牯藏节中，以剪纸传承记忆的苗族服饰文化同样是祭祀祖先、族群认同的最重要象征。


　　　　中国民间剪纸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是通过地域性文化的存在、发展，相互交融而进行的。因此，文化的气质风格受地域性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地域文化传承的主体是民众，民众是地域活态的无形文化的主要承载体。中国民间剪纸即以地域性的文化存在，显示出剪纸在文化使用功能上和纹饰造型风格上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民间剪纸原生态的文化品质和生命活力，保持了地域民间剪纸自成一体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地域文化气质的形成，其渊源一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不同考古文化区域的形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绵延不断及文化传承上注重记忆、注重循环式繁衍发展的守恒思维，使许多古老的文化因子在农耕大地的村野里被传承了下来。这些口传身授的无形文化食粮，成为地域族群之人生存的重要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如同不同自然生态中的生物系统，其相关生命延续发展的因素是整体而又复杂的，充满了自然辩证的互存互动关系。民间剪纸的地域性特征即是如此。
　　民间剪纸的地域性风格特征，首先以地域性的群体风格特征显现。比如陕北剪纸的整体艺术风格，体现出和陕北汉画石一样的文化气质，注重大的轮廓造型，在粗犷有力的大形中装饰传统花草动物纹饰。这种剪纸显示出黄土高原秦汉文化的底蕴，是历史上较少受到官方儒教正统文化浸染所致。在文化叙事上一方面表现出丰富的农耕民俗主题，另一方面和口传的陕北民歌一样，承接着诗经年代隐喻象征的“比、兴”叙事手法。而苗族剪纸就没有陕北剪纸广泛的农耕民俗仪式的使用，主要用于服饰纹样的传承，其反映的主题多为与苗族口传神话故事相关的祖先神人、神兽动物等造型形象，从而承载了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表现出一种古朴神秘和充满野性生命色彩的境界。江南乡村的民间剪纸，表现的是一种清秀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浸染着文人气的雅致。
　　民间剪纸的地域性艺术风格，有着丰富多样的变化和复杂的自然生态，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通常讲民间剪纸“北方粗犷、南方秀丽”，但对于地域艺术风格多样性的现实，“粗犷”与“秀丽”只是两个相比较而言的笼统的美学描述概念。现实中民间剪纸地域风格的“粗犷”与“秀丽”，并不能简单地以地理区域上的南北方划分。北方剪纸中不乏秀丽细致的精品，而南方广阔地域中从江南鱼米之乡到西南少数民族的山地文化，以及沿海半农半渔之乡村，民间剪纸的粗与细，呈现着千变万化的风格特征。因此，在陕西，陕北的剪纸粗犷，到了关中，细巧的风格比比皆是。在山东，沂蒙山区和鲁北的剪纸古朴粗放，而高密的剪纸却精细秀美。甘肃陇东的剪纸在造型上大量长弧线的运用，反映出该地域受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文化的影响。而东北满族的民间剪纸受原始萨满文化的影响，造型古朴简约，人物身上很少有中原地区的花草装饰，一些神灵动物的剪纸在简约的造型上以香点烧出眼睛，而呈现出鲜明地域风格特征。
　　田野调查发现，不同地域的民间剪纸在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中，又不约而同地反映出民间剪纸所依赖的具有人类思维认知发展阶段的共同视觉心理基础。因此，在空间方位表述上的自我中心观；在事物表现上追求心理的真实；情节叙事上的四维时空表现；物我合一、物物互换的稚拙表现手法，以及隐喻象征的语言叙述模式、程式化的细节表现符号等等，都在剪纸作品中得到显现，从而使我们从不同地域的民间剪纸叙事观念和造型手法中，看到了共同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心理视觉基础。地域性所呈现的剪纸艺术风格的这种多样性，又蕴涵着人性文化内在相关的普遍性，才创造出一个异彩纷呈的无形文化千百年生生不息传承的奇迹，培育出古老的扎根于生活大地的剪纸文化之树。
　　虽然中国不同地域的民间剪纸都反映着不同地域古老文化传统的积淀，龙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符号。但不同民族对龙的表现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西南苗族文化发祥地是牛龙合一的牛头龙；东南沿海古越文化是鸟龙合一的鸟头龙；西北羌文化发祥地是虎龙合一的虎头龙；东北红山文化的满族文化发祥地是猪龙合一的猪头龙。这既是生活在那一地区古老信仰和图腾的遗存，也是自然生态与现实生活凝结的结果。
　　总之，由社区产生的民间剪纸，必然具有社区所积淀的文化历史特色。中国多民族的社区文化传统反映在民间剪纸，也是以地域性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风格气质而五彩缤纷，显示出文化生态意义影响下的艺术多样性的强盛生命力。


　　　　中国民间劳动妇女的文化贡献

　　中国民间剪纸的传承主体是中国农村亿万劳动妇女群体。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她们为了生存信仰及自身习俗生活的需要，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代代相传了下来。这是中国劳动妇女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传承发展的一大贡献。她们默默无闻、纯朴真实地通过剪纸传承了生活中古老的生命记忆，创造了活态的剪纸文化之花。
　　民间剪纸不仅丰富了中华各族人民风俗节日、婚丧嫁娶、衣饰绣品的文化空间，为族人、村人、家人带来了心灵情感的满足和慰藉，同时也在慰藉着女人自己、繁衍着自己。在漫长岁月中，剪纸成为她们与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乡村妇女剪花不仅仅是为了艺术，富有人性的剪纸正是对贫困生存的一种关怀。因此，许多专家学者评价，剪纸是女人铰给自己的生活手记，是乡村女人生活信仰和内心情感的一种实现。有些人对剪纸不以为然，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背后的人，想不到剪纸对乡村生活和女人意味着什么。农耕社会的习俗生活需要剪纸，生活在农耕社会的女人也同样需要。在繁琐重复的生活辛劳中，剪纸绣花成为乡村女人重要的人格实现方式，剪纸给女人带来了内心的愉悦，虽然这种愉悦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是短暂的，但对于乡村的女人这是一个瞬间完整纯净的世界。仔细分析会发现，剪纸中确实融入了每一个剪花人在酸甜苦辣的生活中练达的人性，剪纸使乡村女人的心灵暂时淡化了现实的磨难，靠近了本性的自己，绽放出理想之花。隐蔽的苦难越深，剪纸艺术创造的吉祥与美好就越鲜明，这或许正是民间艺术的生命本质所在。
　　一个社区里的妇女剪纸群体，她们传承创造的剪纸反映了这个社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反映了群体智慧天才的创造水平，反映了一种非文字的具有普遍文化认同的艺术方式，是一部人生志趣和憧憬的结晶。在中国民间剪纸的代表传承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社区剪纸艺术的优秀代表人物，她们的生活经历、她们作为女人的独特生活命运和她们对美好的顽强追求，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缩影。
　　陕西旬邑县83岁的库淑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剪纸大师称号的中国三位女性之一。她生活的社区是中国古《诗经》产生的地方，库淑兰在传统剪纸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套色拼贴剪纸，用色彩营造了一个神人合一的艺术空间，这是天才的创造，也是她纯朴情感世界的希望。她剪了许多当地口传文化中的神话故事、爱情故事、生活故事，构成了一个多彩丰厚的生命世界。而生活命运的清贫与苦难，剪纸艺术的灿烂和吉祥，又蕴涵着太多沉重的话题。当今社会和文化的视野还没有关注到剪纸背后“剪花娘子”这个庞大群体之人的生存，中国乡村的剪花娘子，离真正的文化尊重还相差得很远。
　　民间剪纸是乡村妇女一个朴实而又伟大的创造。中国的乡村妇女，大都从童年跟妈妈学剪纸，先熏样临摹、起稿练习，最后到无稿而胸有成竹、剪随心走。这个过程是乡村妇女在几十年的习俗生活中磨炼出来的。许多民间剪纸大师，虽然不识字，但非常熟悉口传的民间习俗文化，有深厚娴熟的剪纸艺术功底，能大刀阔斧、随心所欲地用剪纸表现心中的题材。陕西延川的高凤莲即是一位这样的民间剪纸艺术大师，她晚年变法，在剪纸造型表现上达到了自由的状态，她的剪纸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人与动物、植物互融互换，天地阴阳在剪纸中成为一个混沌和谐的生命世界。在全国具备这种才艺的妇女，何止一个高凤莲！正是由于她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造，才使中国的剪纸之树根深叶茂、繁花似锦，呈现出活态文化独具人性光彩的魅力。
　　在众多剪纸传承地中，地处北疆的河北蔚县点彩剪纸堪称一枝奇秀。当地人称为“窗花”，外地人称为“蔚县剪纸”。它采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剪纸艺术形式，运用各种小巧锐利的雕刀在薄薄白色宣纸上刻出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图案来，再点染上鲜艳亮丽的颜色而成。这种技艺以阴刻见色功，阳刻见刀功著称于世，以色彩浓艳及阴阳刻技巧妙结合而享誉四方。作品题材涉及历史、人物、戏曲、传说故事、鸟兽、虫鱼、草木、五谷、果蔬、禽畜、节俗等，几乎涵盖农耕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戏曲人物、花卉和脸谱受推崇。那一幅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饱含庄稼人情感的艺术品，所散发的浓烈原始意味和稚拙美感，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和信息，被专家学者们称为中国农耕社会思想、伦理、艺术、信仰、习俗的画卷。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剪纸已成为文化产业，剪纸不是用剪子剪而是刻刀刻，从业主体不是以女人为主而是以男人为主，由此被称为“男人的艺术”，呈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奇观。


　　　　正在消失的母亲河

　　21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急速变革的时代，开放的现实、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都使中国古老农耕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又强烈的冲击。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已成为中国当代发展的一个战略思维模式和大趋势，在中国乡村几千年自生自灭、自发传承的无形文化遗产，一夜之间突然面临着消失和流变。其实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早已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悄然地故去了，他们天才的文化记忆也随之永远地消失。2003年春节，在陕西安塞拍摄民间剪纸申报片时，就发生了这样令人惋惜的事情。
　　常振芳老人是20世纪90年代初民间剪纸普查中选出的优秀剪纸能手，她的剪纸传统功底深厚，又具有神奇、大气的个性创造。一生坎坷，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但她并没放弃剪纸，心烦时拿起剪刀，唱着、剪着、吼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剪纸中得到了极大的慰藉。然而，却在我们再次造访她的一个月前去世了。在中国繁星般的村庄里还有多少优秀的剪花娘子悄悄地来了，又默默地去了，没有人统计过。对于广阔的中国乡村大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当我们在贵州的黔东南参加一年一度苗族姊妹节时发现，那些身穿民族盛装的苗族姑娘许多已不再会剪古老的纹样，花样里那曾经流传了千百年的祖先传说，青年人也不再熟悉，苗族无形文化的生命内涵开始在年青一代的认知中悄悄地淡化和消失。年青的表演者脱下充满古老文化内涵的节日民族盛装，已成为都市文化的追随者。
　　在黄河流域的不少地区，20年前民间剪纸在民俗节日生活中还是“铺天盖地”，使用传承非常普及，如今已淡化了许多，窑洞或房间里开始显示出都市时尚流行文化的迹象，乡村的生活正在年青一代的观念上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剪纸正在农家的窗格上和民俗生活中悄悄地消失。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融入城市的生存行列，已不再关心生养自己的传统的乡村文化方式，他们开始选择新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中，民间剪纸所依附的民俗生活主体，正在受着深刻急剧地冲撞。
　　现在，无形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在中国刚刚是个开始，虽然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各级政府已把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当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来抓，但民间剪纸作为可操作的知识和艺术的传承进入教育课程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文化遗产地的乡村中小学，民间剪纸作为本土文化资源进入教育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民间剪纸大多还处在自生自灭状态，许多身怀绝技的剪纸娘子已在岁月的脚步中人亡歌息或年迈无徒。对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的民间剪纸进行普查、记录，已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工作。


　　　　面向乡村的文化尊重正在到来

　　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对于古老的中国，使几千年沉寂在乡村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传统，以人类平等的文化身份开始参与到世界文化的交流竞争机制中。在中国民间剪纸的申遗过程中，我们越深入到乡村社会中去考察，越深刻地感受到无形文化传承实现的复杂和艰难。应当说，中国无形文化传承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获得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的荣誉，也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文化自尊和自信不是别人给的，文化创造的核心是智慧和精神能量的迸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确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无形文化传承群体之人真正的公民权益和文化身份以及文化尊重的问题。
　　中国城乡几千年自发传承、丰富多样的无形文化资源，今天随着国家各种抢救和保护政策的出台正在热潮迭起。我们必须反思在我们给予重视和关注的同时，是否真正保护了文化传承人应有的文化权益，是否给予了他们真正的文化尊重。民族文化的母亲河不能成为贫困大地上的倒流河，不能干涸在封闭乡村的土地上，不能消失在对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保护中。全体国民应清醒认识到，无形文化之河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告别农耕时代、融合世界的精神之河，是我们张扬民族性格和保持民族特色的法宝。
　　面对历史与未来，我们应当树立文化辩证的“三农”观，启发人们去关注人文精神在乡村实现的现状和差距，关注乡村物质“贫困”和无形文化“丰富”互为依存现实的存在。历史注定了我们会在一个长久的时间里要和辽阔的农耕大地相生相伴，中国的“三农”命题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多维问题的挑战。“三农”问题使我们看到了无形遗产传承艰难的一面，同时无形文化的认知也为“三农”问题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专家学者应该走出书斋，走入民间，用我们的行动与全体国民一起，为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财富贡献才智。
　　无形文化传承的实现，存在着自发与自觉两种文化方式的差异和互动。从无形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传承的自发性和约定俗成的文化模式惯性是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以人为本的地域民众群体对文化的普遍认同是其发展基础。无形文化依属于整体的生活形态，所以其连带的文化相关性和内在因素的复杂与外延，都使文化传承处在一个问题混沌交织的境地。比如民间剪纸传承，首先涉及到节日文化空间的传承（像汉民族春节对剪纸的需求、苗族节日服饰对剪纸的需求），而节日文化又依属于农耕生存方式的存在。虽然无形文化可以进入教育传承和进入博物馆的文本式记录，但真正的传承还是文化原生地人的传承，因为无形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本生存的文化。
　　文化的人民性，是民族性最基本也是最鲜活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象征。数千年来，农民和农民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在守护着我们民族最真实的文化底线和情感底线，成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的象征。回望历史，这些由多民族之人传承守护着的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多样性生存，正是民族精神情感凝聚顽强的根源所在，不能使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在我们这一代变质或消失。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几千年由祖先承传下来的文化智慧，为我们，也为人类在一个更大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文化范式和文化基因参照。编撰《中国民间剪纸集成》，是向民族古老文化心灵的探索，是助力一个民族在人类新世纪实现伟大文化复兴的举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全国开展中国民间剪纸的普查抢救工作，就是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和自尊的标志，预示着21世纪一个人类活态文化认知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国本土文化在一个新的复兴创造时期已经展开壮丽的宏图。

文章来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蔚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