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明谦　画家　原武昌艺专及湖北美术学院教师

　　唐义精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家，湖北武昌人，1892年出生于一个民间医生家庭，家境清贫。1919年前后曾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恽代英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冒着生命危险刻印与散发传单，在《恽代英日记》中多次提到他的名字。

　　受“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感召，唐义精先生1920年与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蒋兰圃先生等创办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1926年被选任校长。

　　我小时在上海师从张善捎先生学画，回武汉后，将我的画送给唐校长看，他让我免试插班。这样，我在1930年就进了艺专，读了二年中等师范和三年绘画专科。关良、倪贻德、庄子曼等著名艺术家都给我上过课，那时与现在不同，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和画室。我于1935年毕业留校，1936年与唐一禾先生结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武昌艺专也成为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方，戏剧家田汉，音乐家冼星海，诗人艾青，画家张善捎等文艺家都到学校活动，师生积极参与和组织“万人大合唱”“长江火炬游行”，在街头演“活报剧”，抗日宣传画贴满武汉三镇??

　　艾青和冼星海都是一禾在巴黎时的朋友，有时住在我们学校，记得星海还在我们家教我做番茄牛肉汤。

　　武昌艺专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成为日寇文化特务的眼中钉。他们深知义精先生在文化界的影响，企图利诱收买他。汉口同仁医院的院长藤田（日本特务）诡言艺术无国界，邀请他赴日参观，说日本政府会竭诚招待，他严词拒绝。藤田一计不得，又借购武昌艺专所藏贺良模先生的墨迹，许以重金，他又置之不理，以致1937年武昌艺专校舍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在日寇对武汉的第一次空袭中武昌艺专的校园、校舍就被炸毁。唐校长站在武昌艺专同仁倾注心血建起的校舍废墟上，泪流满面，他愤慨激言：“可毁去物质，不可毁去精神！我决不灰心丧气。”

　　武汉即将失陷，武昌艺专人不愿做亡国奴，为延续艺术教育的事业，为莘莘学子，学校决定举校西迁大后方四川，对于一个经费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私立学校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当时的私立艺专迁往后方的只此一所。

　　我不能不提到的一件事是，在搬迁所用经费中，竟然有一部分是拟用来寻找和哺养唐义贞烈士遗女的钱！唐义贞是唐义精、唐一禾的大妹，原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卫生部医药处长，1934年牺牲在福建长汀，遗下一女陆叶坪。国共合作时，她的丈夫陆定一回无锡老家，拿到一笔钱，一半在南京交给周恩来作为党费，另一半交给了唐义精，作为寻找和哺养女儿陆叶坪的费用。在兵荒马乱中，叶坪没有找到，2000大洋全部用在了学校的搬迁上。“文革”中，“四人帮”用这笔钱的事罗织陆定一同志的罪名，在他平反时，我与杨立光院长为此作证和澄清。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陆定一作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可看出唐义精一心为了教育，为了学校，公而忘私的精神品德。

　　经过辗转流离，武昌艺专终于在四川省江津县德感坝落下脚来。在53梯山村，搭茅草房作画室、琴房，点桐油灯，在时时面临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窘境中，爱护学生，教学工作从不放松，坚持办学8年，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人才的准备。

　　那时的学校真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校友池锡权感慨地说：两位唐先生哪里是带的一群学生？那就是一群子女呀！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3月24日，唐义精与唐一禾因公赴渝，不幸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与同船300多名乘客一起遇难。

　　40年后的今天，人们没有忘记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因为他们对祖国艺术、艺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献身精神。

　　义精办学严谨，思想开放。除严格的课堂教学外，他曾在学校组办进步文艺刊物《歌笛湖》，支持田汉等同志演出革命戏剧。革命文艺界提出的“普罗文学”，可以在学校自由讨论，并尽力聘请一批进步的有名望的艺术家任教，如贺绿汀、吕骥、缪天瑞、关良、倪贻德等，因此而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来校学习，一些共产党人，如张执一、安静、李家桢等先后以学校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之中有人暴露，国民党宪兵来校抓人时，他一面在前稳住来人，一面示意派人将他们从后门送走，危险过去后又通知复学（如安静同志就是几进几出）。为了保护进步学生，支持他们阅读革命书籍，他冒着风险，在自己住室的暗楼上，为他们收藏马列主义书籍，让他们秘密阅读。他还以集邮为名，保护进步学生相互通信不受迫害。当时国民党派来教官要检查信件，他吩咐收发员每天把信件先交给他过目。他的妹妹唐义贞于1925年参加革命，以家庭为掩护从事江汉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她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宗派集团做斗争，回国后在中央苏区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义精先生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还是革命烈士的亲人。

　　唐义精任学校领导24年，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还亲授中外美术史课，并著有《六朝艺术概论》《湖北画人辑略》《陕豫考古录》等书。他生活简朴，待人和蔼，事必躬亲，一直操劳到为祖国的艺术教育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唐一禾生于1905年，20年代在北平美专学习，深受当时在校任教的闻一多先生的影响，曾作《铁狮子胡同惨案图》，抨击军阀段祺瑞政府。1926年他中断学业回武汉参加革命军，编入第六军政治部，在北伐战争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日夜绘制宣传画做宣传鼓动，张贴于宣传列车上，随军直战斗到郑州。

　　他后来又回到武昌艺专完成学业，毕业后，于1931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美术学院，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学习油画。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勤奋学习，刻苦自励，每天除在校钻研油画外，晚间还要步行到郊外参加夜画会。5年时间，仅人体素描就有3000多幅。这些习作不仅形体结构准确生动，而且具有深厚的内在力量，为中外人士所推崇。他那坚实的写实功底，形成他现实主义绘画技法的基础。

　　他在绘画技法方面造诣高深，使他对客观事物的表现得心应手，但他并不以此为追求个人名利而趋炎附势，也没有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而是积极地把自己的艺术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34年冬，他回到祖国，见祖国满目疮痍，社会黑暗，帝国主义任意欺凌，极为痛恨，决意“到民间去”从事创作，通过他的画来反映民间疾苦，传达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抗战时期，他领导学生画了大量的宣传画悬挂张贴在武汉市街头，其中很多是他的手笔。如《正义的战争》《还我河山》《敌军溃败之丑态》《铲除汉奸》等。这些宣传画强烈、奔放，对激励抗战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油画《武汉警备者》表现一个全副武装的英勇战士注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宣示着中华民族不容侵犯。这幅画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37年学校迁往四川江津农村后，在繁重的教学间隙，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缺少画布、颜料，他还创作了油画《女游击队员》《伤兵之友》《穷人》《村妇》《田头送茶》等歌颂抗战和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大幅油画《七七的号角》描写一支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画稿已完成，画布也制好，因颜料不足而迟迟未能动笔。油画《胜利与和平》创作于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作品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肯定日寇必败，人民抗战必胜。他还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做8幅抗战史画，并已拟订了题材内容，他这些庞大的创作计划未及完成，旧中国腐败的统治将他葬送了。唐一禾的创作取材于人民生活，饱含着他对祖国和劳动人民深沉的热爱。他的油画色彩凝重，质朴无华，为人民群众喜爱。

　　唐一禾回国后，以主要精力从事美术教育，培养学生。他在教学和创作实践上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爱护进步学生并暗中保护他们的活动。这与义精先生是一致的，因此受到同学的爱戴。他支持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五一三木刻研究会”，支持在校展出苏联版画，介绍和学习当时延安和苏联版画艺术。

　　他的创作都是歌颂抗战和劳动人民的，也因其肖像画艺术造诣高深而享誉山城。我知道，宋美龄曾托人请唐一禾为她画像，遭到拒绝，他说：“我的画是要传的，因此，我画的人也要传之永久。”他的爱憎是多么鲜明！

　　我于1935年从武昌艺专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与唐一禾先生结婚，与他共同生活了9年的时间。他思想开阔深邃，性格温和，气质儒雅，虽不多言又不乏幽默。他关心与尊重他人，对自己的母亲极尽孝道。他钟爱亲人和孩子，在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善于从苦中取乐，使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幸福感。他手很巧，一些小手工极精致，甚至会用竹丝编补凉席，或织补毛呢上的破洞而不露痕迹，这些手艺是他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练就的。1944年的一场灾难，使我们学校和我的家庭遭受到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也考验了我的意志，是两位唐先生的精神支持着我，一直坚持在艺术教育的岗位上，并把两个孩子哺育成人，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唐一禾遇难时年仅39岁，他短暂的一生充满着时代的激情与艺术的才华，充满着中华民族的正气与献身精神，他和唐义精先生都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他们是属于人民的。

1984年写于湖北美术学院，原载湖北美术家协会《唐义精、唐一禾罹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2006年重修，时年九十有二。

（文章来源：《唐一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