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自己才气、努力与机遇，叶浅予在上海开始了漫画生涯，并一举成名。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浅予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当上了中国漫画史上唯一的漫画队队长。他画了不少鼓动抗日的布幅漫画，此后又在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宣传抗战工作。

　　1940年到1943年之间，叶浅予还在桂林、衡阳、贵阳、重庆举行与抗日有关的漫画展。其间，寄居贵阳时，他曾深入黔西苗族地区写生。这次写生改变了叶浅予的艺术道路，他开始尝试以国画笔墨在贵州皮纸上进行创作，以摆脱往日取得极大成就的漫画。

　　0年代在一篇名为《漫画与速写——答记者问》的文章中，叶浅予这样写道：“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的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枝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是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我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试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人物画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

　　“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这个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自己画了一幅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画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手捂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涯，在我的人生观中孕育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倾向，在艺术观中形成了‘丑极则美，美极则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挽救民族的爱国思想冲垮了这种小市民低级趣味，我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对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对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

　　“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应有区别， 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渗通。这种沟通与渗通，反映在我的苗乡速写中，便是美丑杂陈、真伪交错，待到加工为图画创作，便是一锅夹生饭。”

　　在苗乡采风的两个多月里，叶浅予行至惠水、摆金，有幸观览布依族出嫁歌会。苗家木楼、火塘、铜鼓、布依姑娘的服饰，舞姿，都留在画家的速写本上。在贵州茅台酒的醇香之中，叶浅予研笔濡色，画出了第一批中国人物画。虽然笔画不甚讲究，还带有漫画的手法，但毕竟是叶浅予孕育艺术新生命的开端。这种开拓，几十年以后在中国美术界蔚然成风，少数民族风情逐渐成为经久不衰的题材。1943年，叶浅予以访问记者的名义，赴印度采访中美训练营。画家在天竺访佛国游历了4个月，足迹横贯东西，遍及达卡、孟买等地。异国如泣如诉的歌声、铿锵的手鼓节拍、诗翁泰戈尔墓前的献花祝福、披上洁白纱丽的印度少女、明亮又丁当作响的银环……无一不使画家为之痴迷。

　　同时画家观看阿旃陀石窟寺院壁画群，接触了印度艺术的精华。印度壁画中诗的氛围、乐的韵律以及古朴的设色、典雅的造型，为叶浅予提供了无尽的艺术营养。

　　苗乡中挖掘生活本质的美，到在印度发现舞蹈的语言魅力，加上身边又有舞蹈家妻子戴爱莲作伴，叶浅予舞蹈人物作为切入中国人物画的突破口，开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

　　回到重庆嘉陵江边的北碚温泉，他开始以贵州皮纸作画。由于找不到花青、朱砂、藤黄等颜色，便拿印度带回来的水彩代替，借到一个门板，铺上军毯，便纵横涂抹起来。这批作品于1944年5月4日在重庆中印协会隆重推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被这些充满激情的国画吸引，赞不绝口。

　　徐悲鸿也亲临现场，当即订购两张作品并撰文推荐，极为赞扬：“叶浅予国画，一如其速写人物，同样熟练。择善择要，捕捉撷要，笔法轻快，动中肯綮，此乃积千万幅精密观察忠诚摹写之结果！率尔操觚者绝不能望其项背。”他甚至认为“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徐悲鸿的赞誉大大鼓舞了叶浅予，这次展览也奠定了他在画坛的声名。由于徐悲鸿的知遇，叶浅予赢得了北平艺专的教席，为下半生的创作之路开辟了坦途。

　　如果说，蒋兆和把徐悲鸿结合中西并渗入素描的人物画新手法，加上传统的皴擦点染与雕塑趣味的话，那么叶浅予则是把张大千从敦煌人物画中吸收的魏晋传统，结合速写、漫画、国画而推向现代。

　　张大千在叶浅予的创作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叶浅予与张大千的交情深厚，两人并曾经相约共游黄山、金陵、重庆。张大千在敦煌面壁3年，带回来从魏到唐历代壁画摹本，而他在重庆的展览，更是深深震撼了叶浅予的心灵，使得画家更为仰慕深厚博大的传统精髓了。

　　张大千几次邀请叶浅予到他在成都的寓所，叶浅予如约前往。在那里他学习了张大千的用笔、落笔、层层着色、重复勾线、衬底瀚染之法，并马上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印度舞蹈创作之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便是《印度献花舞》。

　　与此同时，张大千也采用叶浅予的画稿，结合自己的敦煌临摹心得，也创作了印度舞蹈人物，两位画友就这样时时切磋，相得益彰。1981年张大千在叶送大千挚友沈韦窗的印度舞蹈人物画上题跋“日寇入侵我国，浅予携眷避地天竺颇久。我受降之次，浅予归国，馆余成都寓居近半年。每写天竺寂乡舞女(寂乡者，泰戈尔大学所在之村名也)奇姿逸态，如将飞去，余年慕无似，数数临摹。偶有一二似处，浅予不为诃责，转为延誉，余感愧无似。顷者，韦窗携其近作见证。惊异而谓韦窗曰：‘浅予揖弃妍丽，入于神化，此余衰耗，未由步趋。使浅予知之，必也恣嗟失望。奈何！奈何！’七十一年(壬戌)，九月二十四日摩耶精舍，大千居士爰观并题，时年八十有四。”1982年张大千托侄女带赠叶浅予一幅泼墨设色的《荷花》，在题款中提及他曾经见到叶氏的舞姬近作，惊叹：“浅予揖弃妍丽，入于神化……”张叶艺坛佳话，传颂于海峡两岸。

　　为了进一步获得艺术上的成就，叶浅予更面向生活并在各民族地区采风中学习丰富自己的形象感受。1945年，他与妻子同赴西康藏区，1950年，与中央访问团同赴新疆……在生活和艺术上始终保持了勃勃生机的状态。

　　在藏区，他赶上了在安觉寺举行的九世察雅活佛献衣典礼，兴奋至极的叶浅予，两小时内勾勒了五十余帧速写，缔造了生平作画的最高纪录。这些令人难忘的经历和大量的形象积累，为他日后享有盛名的国画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6年叶浅予曾赴美一趟，但却似乎并没有特殊感受，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形成反差。

　　文章来源：《叶浅予中国画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