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起，叶浅予便站上了讲台，拉开了欢乐与酸苦交集的教学生涯。北平艺专时期的国画系，走的是徐悲鸿体系，以木炭素描画作为造型基础，山水、花鸟两门课由老师示范，学生临摹。

　　教山水的有黄宾虹、李可染，教花鸟的有李苦禅、田世光，徐悲鸿教人物、动物，叶浅予教速写。那时教员会什么教什么，尚未形成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方法或循序渐进的进度。1954年，叶浅予奉命开始筹建彩墨系。

　　从1954年至1965年，以及1979年至1987年，叶浅予一直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他力排各方干扰，逐渐确立了完善的中国画现代教育体系与具体教学方法。这应该是承前启后历史性的大事。这方面叶浅予高瞻远瞩。

　　叶浅予不像江丰般短浅地带动革命学潮，否定传统，又不能认清世界艺术现状和趋向。徐悲鸿则失之狭隘，反对文人画，反对欧洲现代流派，作为一家之谈可以，但作为最高美术学府的教学方针，显然有所偏颇。而全盘移植苏联美术体系，不仅不适合国画系，也不适合油画系。但如果仍套用传统画院形式，专以临摹古人或教师范本为宗，也是不行的。
在万事以革命为尚的年代，叶浅予的倡导遭到极大的歪曲。当时拥素描派的言论因与当红政治人物的关系密切，因而声势盛大，具有领导地位，他们说：“不管笔墨不笔墨，拿起毛笔就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当然也是国画的基础。”

　　到了1957年，争论的问题由“学不学素描”变成了“离开了素描，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出于以西画变革国画的狂热想法，坚持认识“国画的造型基础，已经体现在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学原则里，用不着另起炉灶搞什么国画造型基础了。”很快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叶浅予的教学主张带来“毒害青年”的罪名，成为他蒙冤入狱罪状中的一条。

　　1979年前后，得到平反的叶浅予又出任系主任，努力排除“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紧箍咒。1980年他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全部教学被分为花鸟、山水、人物三大单元，不分画室，而是三年轮流各学两次。改变曾经因强调人物画排斥山水花鸟画的时潮，客观地从美术史观中看到近几百年花鸟山水在艺术上的进展完全应该为当今全面发展作借鉴，所以对传承特色的切入角度把花鸟、山水放在先列单元的程序有叶浅予针对当时学习状况布教安排的道理，以扭转因艺术为简单的形而上政治口号服务而造成的单一教育体系。他要求学生掌握全面，最后有所侧重。另外取消素描课，改为白描为主的造型基础，实行写生与临摹并重，练形与练笔结合，打破长期以来练形与练笔各自为政、相互脱离的局面。他并且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反对被动式的灌输，提倡主动自发的学习。

　　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叶浅予一直坚持认为由于国画的艺术特性，“线描造型是国画史在发展中形成的独有手段”，学习国画应结合写生与临摹。

　　今天看来，叶浅予的观点尽管没有在中央美院得到全面落实，但是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因为叶浅予的观点是符合国画特性，符合中国美学趣味的特殊要求。他对于这些方针的坚持，实际上就是重视民族文化各有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性。他的教育方针符合他的审美观，并和他的创作活动同步。
　
　　叶浅予强调国画教育的特性，绝不是故步自封的表现，相反地，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积极前瞻的眼光。一方面要求学生具有各方面良好的素质，广闻博识，以身为学者型画家为目标，另一方面又期许国画的艺术魅力能发扬光大，获得更大的发展余地。

　　1981年，壁画研究室需增强民族壁画方面的师资，他马上配合，准备选派三名教员过去。当时在北京藻鉴堂作画，而且正在接受结肠癌手术后化疗的叶浅予，就语重心长地与笔者谈了三个小时，他说1978年恢复系主任职务后，就把原油画系教员在国画系教素描和色彩的都调回了，强调中国画系自身的基础课体系。而且在战略上要将中国画的审美、基础、魅力所在弘扬光大，特别指出像壁画这样的边缘艺术，而且中国壁画在世界艺术之林是极其光辉可引以自豪的，因此中国壁画应以历来自己的风格为主，再吸收其他，壁画教学也该如此，中国画系教员要打出去。这就是叶浅予用“中化洋”代替“洋化中”的一步棋，对中国美学观的延伸发展与走向世界颇多期待。

　　对于中国人物画的现行教学，叶浅予开荆辟棘立下了范式。著名画家周韶华评价道：“新兴美术教育崛起之日，矢志者相继而起，徐悲鸿、蒋兆和诸辈也不乏其业绩。但是真正有其系列、成其系统，在美学上建立起体系的，非叶浅予先生莫属了。在这个领域，就推他为当代的代表……

　　文章来源：《叶浅予中国画作品集》）